主讲人简介　徐坚：中山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历史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华南和西南地区考古学、艺术史和物质文化。近五年来主持多项西南地区传统文化宝华和研究的国际合作项目。

（本文为“岭南大讲坛”现场文字记录，图文均转自南方网，转载请注明）

徐坚：各位上午好！首先谢谢广东省委宣传部和广东人文学会，也谢谢中山大学社会学系公民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的邀请，让我在这个上午跟大家交流一下最近几年我在华南、西南所做的一些工作。

　　从2003年开始，我和我的同事在华南、西南从事了一些濒危文化的抢救、保护和传承的工作，这些工作得到很多大基金会的支持，也得到了各大博物馆、各大研究机构的支持，同时也得到国内众多大学的支持。在华南和西南的研究工作，将成为我今天讲座的主要内容来源。

　　在我演讲开始之前，我需要说明的是，虽然我今天在一个小时或者一个小时十五分钟内介绍的材料，在大家的概念里可能是一些边穷地区，但是我今天所讲的问题不仅仅局限于边穷地区。我们每当在做若干项目时，当地的土著居民总会用一些话语来表明他们自身和我们之间的差别，常常用的一些话语是你们来自于经济发达地区，或者来自于什么地方，但是我希望，尤其对于各位，按照这些处于边地的土著居民的判断标准，身处一个发达地区的各位，希望大家能有一种警惕，实际上我们自身的文化也在濒危之中，我们不是强势文化，尤其是在今天全球化时代中。我的个案大部分来自于西南，来自于华南的边陲地区，但是即使处于中心地带的珠江三角洲，情形仍然是非常值得担忧、值得人惊醒的。

　　我今天讲的题目是“全球化浪潮下拯救传统文化、知识和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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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化的内涵和特征

　　全球化的概念并不是一个新鲜的概念，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我们对这个问题认识的不断加深，如果说曾经在某一个时间内大家曾经是如此欢呼全球化时代到来的时候，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置疑全球化是不是真的给全球带来福音，所以已经不断有人在提出到底全球化给我们带来的是福音还是灾难。

　　全球化的整个过程，可以追溯的非常早，最早期的地理发现时代开始，人们就已经尝试做出全球化的努力。实际上我们传世的神话中所讲的所谓寻找天涯之外的那些人，本身这些努力实际上就是一种地理发现的努力，也是一种试图通过某种途径实现全球化的途径。当然我们不知道这种努力的地理大发现背后的动因是什么，动因是各种各样的，但是这个可以看成是全球化最早的一个起点。比如丝绸之路，这可以看成是我们在公元前二世纪开始的不断向外探寻发现未知世界，并且与未知世界的人建立某种经济、文化、政治的联系，这样是最早的全球化潮流。每个时代的全球化都有它不同的特征，我们今天所讲的现实生活中的全球化浪潮，如果我们称之为最新一轮的全球化潮流，一般会追溯到二战之后。

    二战之后的全球化有两个很主要的特征，第一个是在经济诉求上，以开放市场为号召，号召各个国家打破自身的贸易壁垒，然后构建一个全球统一的市场。这是第一个特征。第二个特征，在二战的时候是始料未及的，但是这个过程，在最近二十年的发展尤其迅速，这个过程最终实现，也就是说它不会沦落到，我们如果站在今天的视角上，开始往回看，中国汉代的试图穿通西域的努力，还有现在所谓黄金三角航线，以及地理大发现，我们现在看一方面在对若干世纪之前的前辈表达崇敬时，我们今天的全球化，相对于过去的全球化努力能够有所超越的话，有一个因素是始料未及的，那就是在最近二十年来通讯技术、信息技术的发展。这个潮流可以说这种技术，实际上已经改变了，完完全全改变了人类历史发展的轨迹。随后可以看到，在以往历次地理大发现、探险等等都被遗漏在所谓文明人视野之外的边陲地区、边境地区，在信息技术的推动下已经无一例外全部纳入到全球一体化进程当中。

    这是它的两个特征。它的一个总的趋势，全球化从字面上很好理解，实际上指的就是全球一体化，也就是将全世界当作一个完整的整体，试图把地球上每一部分组合起来，构建成一个政治、经济、文化相互关联、相互牵制的一个完整的整体。现在对于全球化的评论，从开始的时候可能二战之后的二十年，正面评论远大于负面评论。一方面，是它对全球各地的经济刺激能力，主要是针对拥有话语权的地区和人民的，因为受益的人是能够表达声音的人，所以在这个时代，我们听到的多是正面评价。最近二十年，我们开始听那些被剥夺的、被侵犯的、被迫害的、被忽视的，那些少数人的、那些弱势群体、非主流人的声音时，我们听到越来越多反对的声音。

    全球化无论是在经济上，还是在文化上，都存在着相当多的反对声音。经济上，包括目前来说，都是一个很主流的声音，到底什么是全球化，到底我们现在做的是全球化，还是美国化？好像我们看起来是在建立一个全球的体系，但是现在发现这一切的体系是一个以美国价值为核心的全球化过程。可口可乐、好莱坞不仅仅是两个物质，也不仅仅是两个象征，这实际上是一个所谓的美国强权最显著的两个代表。看起来是很不占社会主流的社会因素，但是他们已经构建了自己独特的价值体系，并且深入地影响到社会上凡是这种物质可以达到的地方。这是在经济上的问题。

    而文化上的问题尤其明显，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担心，全球化由于构建一个覆盖全世界每个角落的政治、经济、文化这样的一个完整体系，那么在这些体系之中，如果说把它构建为一个金字塔的话，我们将不光要听那些处于金字塔顶端人的声音，我们更多还要关注那些金字塔下边人的声音是什么。金字塔的构建，是不是以金字塔底层人被剥夺、被侵害为代价呢？甚至这种侵害在文化上讲，世界原本是一个复杂的、多样的文化，最后变成了世界无处不见的可口可乐，以及世界无处不见的好莱坞为代表的体系。

    我们在最近几年，实际上已经清楚地显示出，那些在若干个世纪保持了一种隔绝、独立的发展，这样的文化格局、这样的文化类型，在最近的十年内遭受到非常严重的冲击，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讲，我们身处于北京、上海、广州，这些我们称为亚中心地带的人，在这个过程中不知不觉的充当了像可口可乐、好莱坞这样的帮凶。

    值得我们注意的问题，全球化背景下所引起的全球文化同质化的倾向。文化是一种非常宝贵的资源，而且一旦破坏就不可再生、不可复制。我们几乎很难想象，一个存在着成千上万种文化的地球，在若干年后将会只有一种文化存在，也只有一种价值观存在，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常常会套用联想的那句广告语：“世界如果没有文化多样性，将会变成怎样？”非常无聊的一个世界。

    在文化同质化的过程中，主要将会影响文化同质化的有三个方面的因素。一个是经济活动，这是最主要的一个影响力量，经济力量改变当地的文化面貌。第二个是大众传媒，传媒改变价值。第三个，像可口可乐不是一种饮料，它是一种价值观，所有好莱坞的电影不是娱乐，是在告诉大家一种价值观。我们在娱乐的时候，我们在喝饮料的时候，不知不觉就接受了它的价值观，或者是修改了我们自身的文化历程。所以意识形态之争，也将改变我们的文化。

    全球化浪潮下传统文化、技术、记忆的困境

　　根据在三年内我们在华南、西南所进行的土著文化调查中，所发现当地文化的一种困境。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第一，传统生计方式的改变，文化和经济之间的关系，特定的文化一定是跟特定的经济相匹配，当经济活动发生变化时，附着在这种经济活动上的文化或者是生活方式将改变。西南重要的改变，传统的生计方式发生了重要的改变，但是这种传统生计方式发生重要改变的原因有两种，一种是强制性原因，一种是非强制性原因。非强制性原因很重要的就是经济杠杆。早几天我看一本书，是作者在八十年代晚期九十年代早期在西南的游记，这本书恰恰见证一个时代，就是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是怎样的影响当地的经济。我们今天到西南的农村里，看到一个很普遍的现象，就是我们很难看到在这个村庄年龄在15-40岁之间的男性，因为他们现在全部在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各种各样的加工厂里打工，或者是在各种各样的职业行当里。而且这种影响是非常迅速、非常剧烈的，几乎每个村庄的情况都是这样的，第一年有一个来到广东的人回去之后，第二年几乎可以带走全村的人。

    强制原因，可能会直接导致一个行业的消失。云南楚雄武定县，曾经是一个中心点，我们在那里看到一个彝族的传统服饰，虽然从装饰的风格来说，已经做了相当多的现代化改进，虽然是在一个很偏僻的小村庄里，但是他还是期待着不知道哪天会到达的游客，所以特地为了游客设计了很花哨的这样的衣服，做了改进。衣服的材料实际上是一种麻布。05年的时候，我们请当地的一个会提取麻、织麻布的农村妇女表演了一套如何织麻布的过程，拍了一组照片。

    麻布对于当地的生活来说非常重要，超越了物，重要的地方在什么呢？一个老人去世的时候，所谓当地要披麻带孝，麻布一定要自己家里人织的，所以老人在还没有去世之前，一群六七十岁的老人，坐在村口晒太阳，互相比较谁更幸福，就是比谁的子女最孝顺。怎么评判呢？不是比较谁家姑娘如何侍候起居、谁家儿子给钱多，当地村民最直接的比较方式，就是比较谁为将来葬礼准备的麻布多。你们家给你准备了好几十米的麻布，那就比几米麻布的人孝顺意识强得多，这是一个价值衡量标准。而麻布工业现在基本上是消失了，以后当地老人评判谁更幸福或许要用另外的衡量标准了。

　　还有一些非强制原因导致的生活方式的改变。（图）这是当地非常有名的铜制造业。这跟很多地方的铜器制造业不同，中原地带主要是铸造方式，但是我们发现这里是通过表面的物理捶打方式加工。这是历史上曾经流行于云南的，原本是一个无名的地方传统工业，但是五十年代周恩来总理访问东盟，在东盟会议之后回国途中在昆明见到这样的东西，定为国宝，使它身价百倍，但是后来发现这个工业实际上无法延续。它濒危的原因在于原料来源非常局限，仅在东川一地能够见到这样的铜料来源。东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破产的矿业城市，导致这个城市都被撤销了，现在变成了昆明的一个区，叫东川区，矿脉的枯竭，导致这个行业基本上不存在了。

    （图）这是当地仍然可以见到的土布纺织业。这是一个充满了各种冲突、矛盾的画面，我们可以注意到一个云南土著妇女在纺织土布，但是可以看到她身上穿的衣服没有一件是用她自己纺织出来的布做的，现在云南的土布纺织基本上已成为一种表演行业，这也是这个行业濒危的问题。

    另外第二个原因，就是强势语言的介入。大家已经形成了一个共识，可以非常悲观的预计，现在世界上所能统计到的语言，大概是6500种，这6500种其实可能比实际的数字要稍微少一些，之所以稍微少一些，因为中间有很大一部分是在中国的语言。在中国语言的统计和西方语言的统计，在标准上稍微有一点差异，我们会把很多语言，独立的语言类型当做是方言类型，所以语言的数量会很少，我们可以注意到在中国发现讲某种语言的人数，往往跟西方的濒危语言人数相比，我们的人数是他们的一百倍以上，但是实际上我们会把很多方言，濒危语言的方言类型合并，称为一种语言。

    在这么多语言当中，大家现在几乎没有什么质疑的，大约中间的一半，应该是在未来的五十年内，就应该会消失。我想语言和文化实际上都有一个特征，这是人类学中大家所确认的理论假设，两种语言或者两种文化的持有者，只要发生接触，语言一定发生变异，或者是一种语言完全融入另外一种语言，或者是一个方面完全采用另外一方的语言，或者是合成一种新的语言。即使在今天的公众教育中，有一些词汇是非常误导，甚至表达是错误的，如果从人类学的角度来说，没有任何一个地区、也没有任何一个人是真正双语的，他一定有一个主导语言，双语状态不可能长期存在，只会很短暂的时间内，可能有若干的语言并存，但是只要持这种语言的人密切接触的时候，语言一定会有势能，这种势能有一个比较，将会使弱势语言不得不屈服于强势语言，这是一定会发生的事情。所以双语也好，多语共存也好，这是一个非常美丽的梦想，无论对一个地区，还是对一个人，都基本上是不可能存在的。当然双语常常成为今天中小学的一个卖点，但是这实际上是一个不可期待的状况。

    对于西南和华南的这些边地人来说，他们的问题就是所谓官方语言的确认。官方语言的确认有两个意思，非常客观的说，中国的民族政策其实在全球来说是做的非常不错的，主要的少数民族，尤其是像我刚才说的很多方言区时，政府在五十年代开始就确认了这个民族的一个标准语言，官方语言有两个层次的，我们知道整个国家的官方语言，以北京方言为基础的普通话，这是一个官方语言。但是同时也给少数民族确认了一个官方语言，这是在五十年代民族调查和民族识别中确认的，包括多种方言区的少数民族会确认这个民族区的官方语言。实际上在实践中就发现有很大的问题，尤其是在中国长江以南，你可以发现从人地关系的角度考虑，实际上地理的阻隔会导致方言发生显著的变化，从行政管理的角度确立一种官方语言，实际上会导致其他方言类型的萎缩。

    我们现在看得到的是在彝族，从语言学的角度来说，是能够区分程度六种方言，北部方言、中部方言、东部方言、南部方言，然后再细分两个方言出来。但是官方所确认的方言，是以北部方言，也就是今天四川凉山一带的彝语，作为彝族的官方语言，而且就像我们确定以北京方言为基础的普通话。在词汇的比较上，翻过凉山，北部方言区和中部方言区共享的词汇不到60%，而且发音上有很多显著的差异。对于训练有素的语言学家，几乎很难同时把握中部方言和北部方言，更何况一个普通老百姓。彝族有一个标准话，比如说普通话，但是却导致大部分人没有办法理解普通话，就是这样的问题出现。

    官方语言如果我们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看，在我们所讲的两个官方语言之外还有第三个官方语言，实际上不叫官方语言，我们称之为强势语言，或者是用语言学的词汇是广域使用语言，今天来说在全世界几乎毋庸置疑的只有一种语言——英语，只有英语是非常具有侵略性、非常具有扩张性的语言。发生在不久前的一件事，非常形象地说明了英文的强势以及来自于其他语言区的反抗。法国前总统希拉克在欧洲峰会上，因为当时代表欧盟的游说团实际上是来自法国的商人，他就贸易保护主义要做一个游说陈述，但是他在仅仅开场致谢用法文说了之后，迅速转成英文来陈述，希拉克当时连续若干次打断他，要求他用法文说。在打断无效的情况下，奋而率领外交部长离席，这本身是很有趣的例子，说明英文在全球范围内的强势，法文实际上是一个很主流的语言。我们想到对于西南边陲，或者华南边地的一些人来说，所遭受的强势远比法文所遭受英文强势压迫多得多，却不可能像希拉克那样做出非常有效的反抗。这是强势语言的问题。

　　土著语言方面，现在在西南和华南，土著语言的消失程度会表现出非常惊人的程度。在很多地方，这些土著语言也还有人在讲，我们所经历的、所看到的讲彝语、讲苗语、讲土家语的人还有。按照中国的现行政策，在民族自治县、自治州，主要政府的铭牌必须要配当地文字，但是细致考察的时候，几乎每一种语言的现状都非常的清晰，40岁以下的人几乎没有人再用那种语言作为日常交流的语言，这就是双语的前景。假如我们今天推行双语，一定会有这样的前景，经过强势的选择，最后你一定会选择一种语言，不可能两种语言同时拥有，保持很长的时间。

    在西南我们看到土著语言几乎不再成为40岁以下人的主要交流语言，他们开始使用所谓的西南官话进行交流，这是第一点。第二，语言的创新能力没有了，一个语言的鲜活能力，比如说40岁以上的人还可以保留，生活在山村中几乎不怎么跟集市、不怎么跟外界交流的人还在用这种语言交流，但是我们再进一步观察，这种语言是一种化石语言，还是一种鲜活语言？判断的标准，这个语言还有没有创新的能力，还能不能不断的产生新词汇。我想稍微有耐心的人，听一下土著人用土著语言跟你讲一个事情，他想讲的任何事情，大约听到五分钟之后，你能够理解大概的意思。为什么？因为中间会频繁出现电视机、手机、天线、村支书等普通话的发音，是直接的音译。这些词汇几乎已经在当地语言中失去了按当地方式生存的能力了，不会按照当地语言的结构方式来生成一个词汇对应电视机，不像我们在十九世纪末期，西方所谓洋务入华的时候，中国当时汉语表现出来的吸纳能力。我们会产生各种洋火、洋灯、洋油等等词汇，用一个土著概念来表达一个外来的新事物能力，现在西南边地的语言中，缺乏这种表达能力。

　　传统技术的变迁。纺织技术现在变成了一种表演艺术，而不再是一个活生生的工业。在另外一个方面，很有意思的，右边这张图，也是我们在云南中部拍到的，我主要关心的是他的门做法，我们注意到门是一种很汉化的，可是你看一下门上的木雕。大家看这张放大的图，比较清晰，如果从事艺术史研究的人可以清晰的看出来，这是云南中部和北部所流行的雕刻风格，我们把这种雕刻风格命名为剑川风格，剑川是在云南大理州的一个县城，这个地方历史上出木匠著称，主要是雕花的木匠。好像看起来保存很好，几乎在云南从昆明到大理之间，甚至超出这个范围，沿途我们所看到的凡是属于有一点年代保存久远，或者看起来比较久远的房子上，采用传统的雕花形式，也就是剑川风格的雕花形式。

    这是一个很微妙的证据，表面看起来是一个传统技术的保存，但是另外一个方面，如果我们了解到实际上在半个世纪之前，从昆明到大理之间，剑川的木雕根本不占据主导地位。这是非常值得忧虑的，我们在大约二三百公里，这么一个东西跨度的范围内，原本有多种木雕风格，现在以统一的木雕风格出现，而且我们进一步了解为什么出现时，就更感到忧虑了，因为今天的云南在这个范围内的所有的古建维修队和维修公司，几乎都是从剑川招聘木匠。我们今天看到貌似古老的雕刻风格，实际上是现代化工业的产物，而不是传统工业的反映。

    传统记忆的消失。语言本身是记忆很重要的载体，随着语言的濒危，记忆肯定会消失，语言不仅仅是日常沟通的，更重要承载了特定人群的特定记忆。我们看到的这张照片是在彝族，实际上是彝族本土的一种百科全书式知识的消失。右边这张图，是当地的一个毕摩，他的衣服稍微有一点不那么纯正了，但是这恰巧我们所能看到的濒危文化的现状，如果不在重要的表演场景，几乎看不到纯正的他们的服饰和装束。毕摩一般从小就开始训练，大脑中实际上包含了整个这个民族的生存、民族的来历，关于民族的各种礼仪知识，都在他们的脑子里，当然也有文字的，文字是他们掌握的，他们会写下来的。但是实际上这个职业也是在严重的萎缩，另外由于严重的经济原因，因为必须是家传，现在大概是采用两种方式，一种是父子相承，但是比较晚，早期的形式是甥舅相传。但是如果晚一辈一定要出外打工的话，也会导致失传。

　　保护和拯救传统文化工作的现状

    各种机构现在也做出了积极的反应，主要会来自两个方面。这里我没有列出一个更重要的对传统文化命运关注的机构，实际上是政府机构。政府本身在组织传统文化拯救，或者是传统文化保护的计划。这是一条线索。另外一条线索，是由这些非政府机构、民间组织和学术机构所组织的传统文化的保护。主要是有两个机构，两种类型的活动非常突出。一种是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组织的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计划，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转化到每个国家，尤其是转化到中国时，变成了一个纯粹的政府行为，所以我们看到确认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目前都是文化部主导的一个活动。这是在全球范围内拯救传统文化很重要的一种努力，而且至少在中国范围内，目前来说也是比较行之有效的方法，但是也确实不是十全十美的，我们会注意到至少在UNESCO表述为中文的理解时，前面的物质文化遗产，到中国几乎都表现为等同于考古，实际上考古资料是物质文化遗产很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是如果想到中国文物局规定的什么叫文物，乾隆六十年之前的才是文物，乾隆六十年距今已经很长时间了，在这之间已经形成了很多的文化传统，而这些文化传统已经濒危了，但是这却不在我们所指定的物质文化遗产中。

    非物质文化遗产从目前保护的范围来看，UNESCO主要保护多半集中在表演型的艺术，但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所包含的范畴远比表演型的艺术大很多，甚至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可以说领先于表演艺术的，我们今天这么说，领先于昆曲、领先于古琴之前的，实际上比它重要得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边地民族，或者是濒危民族的史诗部分，比它的重要性强得多，传统记忆的部分。这是政府之外努力的方向。

    第二个是英国大英图书馆主导的濒危档案计划，濒危语言计划是由伦敦大学主导的，但是两家机构他们的支持方都来自于同一个基金会，这主要是在英国的一些基金会。濒危文化拯救计划包括濒危语言和濒危档案两部分，濒危语言目前我们所知道的，这个组织在中国濒危语言的拯救包括两个项目，一个项目是湖南西北的土家语，南部方言的保护，因为持这种标准方言的人已经不足一千人了。另外一个就是川西北的一个藏族方言的保护，说那种方言的人大概是一百多人左右，这是这个机构目前所进行的两个。但是相对于中国濒危语言的数量来说，这两个已经在做的，确实是杯水车薪。而濒危档案主要是由我们来做的，我们现在也是做了两个，一个是云南的北部东金，另外就是云南楚雄的毕摩经保护。

    我们注意到由英国这家基金会所主导的保护，侧重UNESCO没有注意到的语言问题，还有所谓传统记忆问题。但是同样，UNESCO没有覆盖到的物质文化，这家基金会也没有覆盖到。所以目前很可能会有其他的基金会以支持开展这方面的工作。讲到传统文化的保护，常常我们会从报章上读到很多种说法，但是目前为止什么才是有效的保护方式？我想其实还是需要非常客观的认识。文化始终是处于变迁之中的，希望用某种方式，尤其是借助某种外力，让一个曾经在特定的情况下非常繁荣的文化，重新按照过去的繁荣方式再繁荣起来是不现实的，所以在文化保护上会有两种思路，一种是我们称为保存化石的方式，目前像我们作为研究机构来说，我们所做的种种努力，都是称之为化石化努力，就是我们会非常忠实的保留一个样本，我们保留样本的前提是我们已经完全认同濒危文化有一天一定会成为灭绝文化，这是任何外力都无法阻挡的，因为它原始的生存环境已经发生了显著的改变。我们可以营造一个小环境，就好像你可以把一个重症病人移到ICU里，但他在ICU里延续生命，不等于说我们要把ICU空间当做特定的空间，并不等于他就有生命的延续能力。

    作为一家研究机构，我们非常关注怎样真实的、忠实的保留这个文化的真正面貌，这也是我们在最近若干年一直致力去做的，尽量排除一些现代人给予的观念，或者是现代人给予的偏见，影响我们对这批资料的观察，尽量按照它的原状保留下来。包括像是语言，在语言上全世界流行的做法，对于以这种语言作为日常交际的人不足一千人时，我们目前能做到的就是训练有素的田野语言学家忠实的记录他们的语言，编辑这种当地语言和流行语言的字典，如果能够完成这一步，实际上我们就将化石材料完整的保留下来了。这一位实际上是在今天的楚雄的南华县，而且非常特别的是，他属于彝语的西部方言，算是中部偏西，这种方言没有文字，只有口承，所以我们就会采用录音的方式。

    我们在当地录毕摩经的时候，语言学家一般有两个人，一个是懂彝语的，能够知道他在说什么，或者同时也会请一个当地的人，既懂彝语又懂普通话的人，在他念的时候记录下来。还有我们回来的时候，会用国际音标将他的语言标识下来。接下来我们还会编订词汇对应表，做一个像是字典的东西。这是我们人为的保留语言的最好的一个方式，有一个字典，有一个完整的我们能够标识，至少在2005年、2006年这个时代这个语言的保存状态，如果不发生重大变故的话，应该会留给将来的语言学家，不相信我们字典的情况下，他们自己仍旧可以通过这批录音重新编辑出一批字典。但是口述者，我们相信在四五十年之后，我们没有办法再请他做这样的录音了，很可能人的生命周期也结束了。

    同时我们在做彝文化化石化的工作中，把我们能够收集到的毕摩文经，采用拍照或者是扫描的形式，建立一个数据库。甚至我们不敢肯定我们在这些问题的研究上，将是能够做出最后结论的人，但是我们却应该为将来十年、二十年，甚至是一百年，不断出现的研究这些领域的学者，留一份真实的、可信的研究材料，这是我们今天工作的一个重点。

　　传统文化的复兴前景

    但同时讲到另外一个问题，土著文化的复兴问题。放大来讲，就是传统文化的复兴问题。对这个问题，我们可以说是无须掩盖表达我们的悲观，几乎不可能无法复兴，无法做出大面积的传统文化复兴。传统文化原来所存在的时间、空间和生存环境已经发生了显著的转变，如果说我们不让整个环境倒回到他所处的时代，这种文化几乎没有生存的空间。所以土著文化的复兴，基本上讲所追求的大面积的复兴，是不太现实的，但是小面积的这种试点性的复兴，我们也在尝试着做一些。

    在彝绣（彝族刺绣）和梅葛（彝族民歌形式，用说唱的形式讲述一些事情），我想不仅是彝绣，包括苗绣，我想都是面临着濒危的问题。之所以濒危，实际上是与现行的普及教育体制相关的，无论是彝绣还是苗绣，为什么在这之前好像表现的很有成就，感觉现在的成就不如以前呢？原因非常简单，就是刺绣在这些少数民族中是衡量一个女孩子是不是具有美德的标准，她的刺绣品需要在婚礼上展示出来给大家看的。传统上的这些女孩子在八岁前后，就会在母亲或者是周围高一辈妇女的教育下开始学会刺绣，而且大概从八岁开始就为自己出嫁需要展示的刺绣做准备，但是现在八岁左右的小孩子都在读小学二年级，几乎是割断了她学习刺绣的途径。但是在小范围内是可以采用一种补偿方式的。在楚雄我们曾经试图提出一个尝试的方式，把刺绣当作一个小学女生的课外活动，安排在每个星期的若干个下午，让学生学会刺绣等。同样梅葛也是一样的，纳入到作为普及教育的补充形式中去，但是这个做法仅具有试点意义，完全不可能推广。我们仅能选取传统文化或者是传统记忆的中心地带予以尝试，而不可能做任何的推广。

    同样的，作为毕摩，我刚才说毕摩都是采用父子相传，或者是甥舅相传的形式，当地的政府也是有这样的想法，跟我们的想法比较类似，实际上是采用经济补偿形式，让毕摩家的子弟在得到一部分的经济补偿之后，可以降低他们跑到广东来打工的几率，而愿意留在家里跟着自己的父辈来学习毕摩知识。但是总体来说，我们几乎不太认为这是叫做复兴，我们仍然认为我们是在采用一个做标本的形式，而且这种标本的形式，真的就是相当于把一个原本长在野地里能够成群繁衍的花，中间选择一株移植到温室里，我们不知道经过多少时间这个移植到温室的花还是不是原来野花的种属，我们也是有担心的。

　　当前大众旅游对于文化多样性具有毁灭性的打击

    大众旅游，我想这也是一个很有特色的问题，不知道大家五一节有没有出去游历归来，其实大众旅游是一个很值得大家警惕的问题。大众旅游在最近几年的时间内，几乎成为一个热潮。我们到机场去，到宏伟壮观的新白云机场的时候，一走进候机大厅，仿佛是一个菜市场，各个导游带着发达地区的同志们，奔赴各个自然风光或者是历史文化著称的边陲小镇进行旅游活动。每一个旅游者，有没有想过自己给旅游地带来了什么？各位如果是5月6日、5月7日从外地回来，如果去的不是北京、上海，去的是张家界、丽江、中甸，甚至去的是拉萨，有没有想过我们这些人给旅游地带来了什么？难道真的是像报纸所说的，我们每在当地花一块钱，就拉动了当地经济七块钱吗？我们拼命在那边花钱，我们真的是在拉动当地经济吗？实际上我们是在消耗当地不可再生的资源。尤其是对身处于中国中心地带的人来说，这是非常值得警惕的问题，当前大众旅游对于文化多样性带来的毁灭性打击。

    我们所看到的，可能最早的时候仅仅是大众旅游带来的环境污染，扔的满地都是垃圾，即使玉龙雪山也不放过。但是我们有没有想过更深层次的，我们在破坏生物多样性的同时，我们实际上破坏了当地的文化多样性。我们以一点点钱为诱饵，却迫使当地做出各种各样的变化来适应我们的猎奇口味。这是一个非常值得的问题。

    现在有一个问题提出来，到底什么样的旅游，当然现在很多旅游点提出问题，我们要做绿色旅游，但是什么样的旅游是绿色旅游，难道仅仅是走到宾馆看到一个告示，你不想换毛巾就把毛巾搭回毛巾架等等，这不是绿色旅游的全部，或者只是绿色旅游的一点点要求，目前的绿色旅游还只是停留在不要乱扔垃圾、不要造成污染等等，真正绿色旅游不仅仅是保护当地环境的绿色，更重要是保护当地文化的绿色。

    很多年前有一句话，这句话通过各种渠道广泛的向中国的农村地区宣传，“要想富，先修路”。可能在很多地方可能这是可行的，尤其是对像以外向型、加工型工业为基础的工业区来说这是可行的，但这是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呢？对于游客来说，现在有了从昆明到大理的高速公路，现在各位需要坐飞机到昆明，住一晚上，第二天需要颠簸一天的时间，在半夜到达大理。而现在你下了飞机，四个小时经过高速公路就可以进入大理城，对于游客非常方便，但是对于土著人来说，这意味着什么？实际上是意味着经济触角的延伸，他原本的生活将会被打破。很多地方至少我们知道现在中甸很多地方，至少从一个一个村民的角度来说，已经开始对这种修路的政策提出了质疑，他们完全有莫名的恐惧，不知道修路之后将会对他的生活带来什么样的变化。

    还有一个问题，到底谁是旅游地的主人，或者说游客到底在旅游中间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我们在当地充当了乐善好施的施主形象？或者我们还只是一个客人？如果真的只是一个客人，我们应该学会怎样在别人家里做一个有礼貌的客人，而不是可以到人家家里，凭借你自己手里有一点钱，可以肆意妄为的客人。从个人的角度，我们曾经接待过这样的客人吗？但是为什么我们到了云南、到了西藏、到了各种各样的地方，我们就要充当这样的一个客人形象呢？

    还有就是关于土著人，由于一些客人的不切实际的想法和不那么规范的行动，就真的导致，真的就是一点点诱饵，导致当地人做出了很多变迁、变化，而这种变化是很值得质疑的。我预先需要说明，我并不反对，甚至我坚定的相信文化是一定变化的，但是我们相信文化应该自己变化，而不是受到外界的影响而发生剧烈的变化。中国老式的军帽，我们在云南可以发现中国老式军帽非常受到少数民族妇女的喜欢，很结实、很耐用、很实用。这种变化大概有二十年左右的时间，这是我们可以理解的文化变迁的范围。

    但是我们不能理解的文化变迁是像这种，如果各位到丽江，我不知道有没有花120块钱的门票看“洞经表演”。洞经表演形式也是当地不断的复制，但是这种表演已经跟当地生活所有的洞经完全不同了，我们很可能以为洞经是云南特有的一种文化，怀着看云南特有文化的目的去的，但是当地实际上是为了迎合我们游客的想法，制造出了一种新的我们称之为洞经音乐的东西，这跟传统上曾经出现过的洞经有着非常显著的差异。我们在很多地方都可以看到洞经的标志，洞经是一个什么样子？洞经在历史上，是一群占有社会财富的，是社会的中坚力量，是这群人所组成的一个这样的文人雅趣的形式，今天我们所看到的是一种表演的形式。

    还有一个就是传统文化的“适履”，什么应该传承下来，什么应该放弃呢？在很多地方，他们会做出很多的改变，比如说因为某些活动，我们所知道的，在很多传统文化中，实际上歌舞形式，往往和宗教仪式是不可割裂的。但是可能某些地方为了所谓的政治上的正确性，强行把这种表演形式和宗教内涵割裂开来，然后把表演形式当做是一种歌舞形式予以保存下来，左边这是一个在云南中部的山地舞蹈，这个舞蹈实际上跟祭神非常有关系。现在大家能够看到，在这个位置上坐的是一个毕摩，是一个神职人员，但是所表演的是一群，实际上已经做了很大改变了，这群人还穿着短裤，实际上当时短裤还不应该穿，是一个草裙，表演12生肖。没有一个独立的12生肖舞，传统文化中是没有的，但是在它是附着于一个宗教仪式的，但是今天可能某些地方，为了划清跟传统宗教的关系，所以把宗教的一部分放弃掉，然后留下了一个舞蹈的形式。

    我们走进一个小镇，发现这里保存的非常好，但是仔细一看，就看出了端倪，这是我们走到的第一条街道，是保护得非常好的一个湘西小镇，但是走到后面发现一个问题，这个小镇是一个新造的古镇，后面还正在紧张地施工，想必不久之后将会出现一个新被人发现的保存良好的古镇，不断有游客前往。在西南、华南这种现象是非常之多的。

    目前典范的一个例子是在中甸，中甸的一个存活叫吉沙村，是目前生态旅游，也就是改变大众旅游方式中的生态旅游中所做出的一个很好典范。一个是确认了土著人对旅游地的所有权，第二是拒绝大众旅游，第三重视自然生态，同时也重视文化生态。这是在今天中甸，这是一个已经相当藏族化了的彝族村落，这个村子是目前我们讲生态旅游，常常用来作为典范的地方，但是这个村子也有它的问题，之所以它能够做生态旅游，是因为有若干个基金会给予了非常大的支持，但是基金会不可以支持每一个村落，也就是说这是我们做的一个温室样本，这个样本是否有效，是否真的能够在中国的西南和华南推广开来，我们至今仍然是持一种非常谨慎的怀疑态度。

　　处于经济发达地区的广州同样存在传统文化濒危的忧虑

　　离开西南回到我们今天所在的地方，实际上我在最后，尽管我们讲的是西南、华南的边地，之所以讲这些东西，恰巧是因为我们的工作是在那个范围内，但是丝毫不代表我们不关心我们所生存的珠江三角洲地带，所有讲到的传统记忆、传统技术、传统知识的问题，同样存在于珠江三角洲、存在于广州。无论是传统语言的消失，虽然我不会讲粤语，偶尔也看看电视台的节目，看到电视台的节目时，有一档节目好像是教观众讲广州话中的一些俗语，我们会发现这种话已经到了需要电视台来教大家讲的地步了。粤语在中国的语言中已经算是一个很强势的语言了，在八十年代的时候曾经横扫中国，今天在KTV中粤语歌曲仍然是可以跟国语歌曲、日韩歌曲并驾齐驱的语种歌曲，但是各位有没有想过，以前这种语言的文化张力，能够生出很多新词汇的能力在慢慢的减弱、在慢慢的降低，对吧？以至于我们开始要大量的借用英文词汇，而且是借用香港话的英文词汇。

    然后在技术上来讲，就广州来讲，刚才已经讲到了物质遗产的最下限到今天为止，已经生成了很多产业，消失了很多产业。广州在历史上曾经是漆器和牙雕的中心，但是这两个行业在今天的广州已经不见了。同时，传统记忆的消失，这些我们所讲到的传统文化问题，不仅仅局限于西南、华南这些经济不发达地区，在全球化背景下，即使处于经济发达地区的广州，也同样有这样的问题，也同样值得引起各位的思考。

　　我今天的演讲到此结束，谢谢。

    主持人：非常感谢徐坚教授给我们做了一个很精彩的演讲。

　　我作为他的一个同事，从他的演讲中也学习到了很多东西，这些年来徐坚老师以云南为中心，做了很多调查，我们说是人类学式的调查，获得了很多第一手的资料，刚才大家都看到了。从这些调查中，反映出了一些问题，可能刚才通过他的演讲，各位已经深刻的感觉到了，就是发生在我们现实生活中的。他首先提到所谓全球化和文化的多样化，用我们现在媒体上流行的一种语言，全球化PK文化多样化，这个问题本身是非常有意思的，也是引起深思的，为什么全球化这么推行下来，不单没有让我们感觉到最初实现了很多期望，反而是让我们产生对文化的破坏力，就是一个PK关系。

    最早全球化是一个经济问题，是想赚钱的资本家、老板们的理想，他们的产品恨不得走向宇宙。但是全球化最初从大家以为就是一些想赚钱的人，他们想推销自己的产品，进而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就是徐坚老师刚才深入分析的，通过这种经济领域，他逐渐渗透到我们的文化，甚至到我们的价值观念、意识形态里。可口可乐、好莱坞电影已经不再是单纯的推销产品，现在不仅是学者认识到这个问题，作为一个普通的社会成员也有体会。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觉得有一点像是“和平演变”，基本上已经实现了。我们看好莱坞的电影，会受到它很多的影响。这是关于全球化。

    为什么要讲文化的多样化？我觉得生物界的一个规则就是这样，在我们身边一片树林也好，或者是自然界，如果生物失去各种各样的多样性，变成只有一种树，树上鸟也只有一种，这是非常可怕的，用不着人类去毁灭它，它自我就会毁灭了。反过来对我们人类社会的启发，也是这样，如果我们这个地球上只有一种文化，就像全世界只有一种树、树林只有一种鸟，这是非常可怕的未来景观。此时此刻，已经在发生着的社会剧变，尤其是在中国，我们正在走向现代化的途中的中国，这种变化更为深刻。

    徐坚老师讲到的第二个问题，我的理解就是关于全球化的进程，他做了很深刻的分析。全球化是怎样的过程，怎样的实现，他举了很多有意思的例子，从语言的角度。语言我觉得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在全世界来说英语当然是最强的语言，比如说阿拉伯地区，这些最反对美国的地方，你用英语也是没有问题。刚才也有说到粤语，如果各位去过新疆旅游，在南疆维吾尔族也会跟你讲几句粤语，因为我是出生在新疆，他们会观察你，会用维吾尔族式的粤语招呼你，招揽生意。当然这也是一种自豪，自己的语言在那么远的地方都可以存在，但是其实也是反映出一个很深刻的问题。实际上这种强势语言不一定永远持久，粤语的变化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八九十年代的时候，全中国都是流行粤语歌曲，说广东话。我注意到前两个月媒体上有一个争论，现在说北方话对粤语的冲击太大，引起了一些争论，我很感兴趣这个问题。我听说广东人把北方话叫做“胡语”，胡人问题我也是在研究。我2000年到广东，在中山大学校园里，那个时候我们还能听到非常普遍的广东普通话，最近几年我发现很多北方方言在校园里大行其道，就像是东北话，随处可以听到，而且是方言很重的。这说明了一个问题，粤语强势语言的地位可能在渐渐丧失，这会产生很多一些影响，它也是很多原因造成的。

    第三个问题，徐坚老师介绍的，面对这样的情况，在整个国际上全球化、文化多样化，产生了很大的杀伤力，另外一个方面，通过语言也好，通过经济行为也好，通过记忆的丧失也好，等等。既然是这样一个严峻的形势，我们有没有对策呢？无论是从联合国教科文也好，从我们当地各级政府，讲到了两点。一个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还有英国图书馆，他们做出了一些濒危语言、濒危档案拯救的行动，这些都是被动的手段。在贵阳附近也有一个村子，国际基金给他们掏钱，求求你们把文化保留下来，但是一旦国际援助经费没有了，这个地方肯定会发生很大的变化。

    外来的力量总是被动式的，借助土著文化的复兴身，能不能从土著文化本身自己来做一些工作，自己来保护自己，这个前景我也是比较悲观的，现在看来也是不太可能，刚才讲到大众旅游的问题，作为一个经济强势地区，大家有一些钱，我们想去看世界，这完全是正常的一个人的需求，总是想看一看外面的需求是什么样的，这是旅游业兴起的原因。但是大量的旅游业到了地方，肯定会对当地产生致命的影响。去年暑假的时候，和北京大学几个同事我们去蒙古做了一个考察，前段时间有人问我蒙古好不好玩，我说蒙古太好玩了，但是大家千万别去，因为可以想象，去的人多了以后，从生态到文化肯定会面临很大的破坏，从乌拉巴托我们出发，看到像是高尔夫球场那样的草地，一望无际，蓝天白云，这么美的地方，我当时就想千万别来人，一来人垃圾是次要的东西，很多很多，尤其是刺激了当地人，政府也好，可能会做一些开发。

    最近我听说广东省援助新疆哈密一个地区，成立了一个研究院，成立这个研究院，我听说这个消息之后，我就觉得很可惜，地方政府想开发旅游业，后果大家都是可想而知的。这是我对徐坚老师讲座的一个理解。

    下面我们还有一些时间，大家如果有什么样的问题可以提出来。

    第二个问题，全球化对文化多样性构成了很大的挑战和冲击，是不是全球化就一定会导致文化的同质化，如果不是的话，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办法来避免全球化对全球文化的同质化影响？可能政府层面已经做了很多努力，而且很多非政府组织做了很多努力，一个普通的公众在保证我们自有的文化、知识、记忆中应该做哪些努力，应对全球化对文化多样性的冲击？

    徐坚：谢谢你这个问题。

    先从第一个问题回答起。从现在看来，我们所做的除了是保存一批化石之外，我们希望这批化石，或者是这批真实的样本，不仅是保存，而且有效地运用，我们希望能够被一些有社会责任感的学者运用。针对全球化的进程来说，我们知道全球化的力量，远非一个人可以抗衡的，甚至说一个特定国家的政府都没有办法抗衡。但是我希望有一些有社会责任感的学者，因为真正的知识分子应该承担的责任是社会的良心责任，希望把这批资料转化为一定的成果，至少是承担智库的责任，来影响我们的政策。

    政府组织已经在对保留文化多样性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但是也有很多政府无法作为的空间，就会有很多民间机构、非政府组织等，但是除此之外，应该有一批学者，他们应该为整个社会和国家的发展提供一些真正有意义的建议，而这些基础来自于确实可信的资料库基础。作为一个研究成员，我很保留或者谨慎的认为，我能够把第一步、第二步做好，我已经觉得是很大的一个贡献了。

    全球化一定会导致文化的同质化，因为一个系统一定是会有一整套完整的贯穿经济、政治、文化的理念，这套理念是不兼容的。而且真正全球化的危险在什么地方呢？实际上从生物学上有一个很大的危险，种属越单纯的系统越容易崩溃。我们站在一个土著人的角度来说，我们自身的文化被冲击、被取代、被同化，其实真正讲同质化危险的时候，可能土著人的视野同质化的危险，只是危险的一部分，真正的危险是全人类的危险，多个文化层次的文化，最后变成成一种单一品种、单一属性、单一生物链的系统，这个系统将会变成非常的脆弱，而且一旦崩溃整个世界就没有了。我几乎不怀疑全球化一定会带来同质化的前景，而且根据最近二十年的变化和发展情况来看，也证明了同质化趋势是越来越强烈。

　　现场提问2：刚才徐教授在讲的时候，我留意您的笔记本是IBM的，为什么不是国产的牌子？以小见大，举个例子而已。

    徐坚：所以证明全球化的强势不可抵挡。

    现场提问2：我们保护和拯救一个弱势文化的时候，有没有想过土著的选择权呢？比如说我去四川川北，我问当地人愿意不愿意种田，他说我现在不种田了，那么辛苦，我带游客走马帮更划算更赚钱，或者是开小旅馆。当地人很多是不愿意被我们所谓拯救的，他们认为这是更便捷、更科学、更高效，就像我们现在越来越多的精英选择笔记本，而且选择某一个品牌的笔记本，这是自然选择的过程。在拯救的过程中，到底你是怎么看被拯救者他自己的意愿？而拯救者和被拯救者他们两种意志，到底谁轻谁重？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如果某一天被拯救一方不愿意被拯救，或者挟持这种文化，你不给我钱我就炸掉这个东西，就像阿富汗巴米扬大佛最终被炸。我们这两方怎么权衡呢？

    徐坚：阿富汗的这个例子不准确，他挟持的是别人的，不是说把我们家孩子，不给我家钱我给我儿子一耳光，不是这样的，而是拿着别人家的孩子，不给钱我就给别人家儿子一耳光。

    我建议大家看吉沙村的网站，你在一个村庄里，不能指望各个村民都是受过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在非常理性的考虑这些问题，不可能的。一定会出现像你说的那种冲突，你那个例子其实在很多村子里都可以看到，短期经济效益一定会刺激相当一部分的村民跟随着看不见的那只经济的手。我推荐你看吉沙村的网站，有一个详细的记录，记录了三年来他们是怎样建立当地的生态旅游，他们刚刚开始也是一样的，有人去给人牵牵马、有人干那样的事、干那样的事，但是最后意识到，甚至还更厉害，因为旁边是一个国营伐木场，开始没有想到木头可以卖钱，有村民跑到木头场说求你们少砍几棵树，管理者说为什么，麻烦你们留几棵树我们好拴马。后来结果村民发现这些木头可以卖钱，他们不要拴马了，自己拿着斧头去砍树了。

    这个项目经过三年之后，完全在村民自治情况下，大家自己做出了选择，虽然我们说这有一个周期，但是一定能够让他们看得到他们的短视行为造成的，虽然村民不是个个受过高等教育，或者个个都是理性分析者，但是还是要相信一个热爱自己的土地的人，他们能够做出很理智的判断。我推荐你看一下网站，上面有详细的说明，可能斗争的激烈程度比你刚才讲述的要激烈的多。

　　主持人：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讲座就到这里。下一次的讲座是5月19日星期六，同一时间、同一地点，讲座的题目是“色彩广州”。欢迎大家继续参加。

　　我们今天的论坛就到这里。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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