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GOs在现代社会的角色

文/斯蒂芬·汉斯

经验不断证明，NGOs的存在在整个现代社会中不是一件摆设而是一种必须。我相信，20世纪的历史已经雄辩地证明了，在创造公正的、可持续发展的社会方面，福利国家和自由资本主义企业的局限性。国家和市场的不足，促使全球范围内的公民发展起了公民社会组织——NGOs，以致力于应对广泛的社会需求。

我认为NGOs在不断发展的现代社会中主要发挥三种作用。首先，NGOs为社会提供自我组织的机会。NGOs使得公民们志愿性地一起工作，从而促进那些对于他们而言十分重要的社会价值和公民目标的实现。它们能增进地方能动性以及对问题的解决。透过它们在一系列广泛领域里的工作——环境、健康、扶贫、文化以及艺术、教育等等——NGOs反映着社会本身的多样性。它们被在社区中共同工作的个人所建立和维持着。通过赋权给市民大众，并以草根方式促发社会变革，NGOs代表并推动着社会的多元与多样性，而这些正是富于生气和成功的现代社会的典型特征。

其次，NGOs在市场和政府之间保有一块独特而不可或缺的空间。显然，私有企业在创造商品和私人财富方面卓有成效。政府更善于提供和管理公共产品。而非赢利、非政府的第三部门则帮助完善和实现公共产品。一个有活力的第三部门为政府和自由市场提供着平衡的支点。这一中间领域显得不可缺少，因为它能为社会各部门之间带来额外的相互制衡。只有独立的组织才能为政府和企业同时扮演监督者的角色。与此同时，NGOs能够在整个第三部门领域建立起创造性和建设性的伙伴关系，而这一吸取多方力量的伙伴关系可以提升公共产品。

最后，NGOs通过承担那些政府部门和私人企业不能或是不愿承担的挑战，从而使得社会试验和社会变革成为可能。公民社会组织有能力担当那些对于企业来说在经济上，对于政府来说在政治上无法接受的风险。在全球范围下的现代社会里，无数由NGOs所先导的革新随后被政府的政策所采纳。大量今天被视为是“最优选择”的公共服务分配模式，都脱胎于NGOs多年来构想、检验和改良的社会试验。另外，NGOs的宣传和说服也促成了持消极态度的政府采纳了一些针对商业活动的政策改革和改良。

随着现代经济不断向自由市场和私人企业发展，人们常常感受到社会凝聚力的衰落以及在经济和社会方面的不平等。在这样的背景下，非政府部门已经证明了它是一种缓解剂，透过它的帮助，在资本主义潜在过度扩张和政府资源有限及效率低下之间可以建立起一种良性的平衡。我自己的国家就是一个例证。

对美国经验的反思

事实上，一个有活力的公民社会与美国的历史和传统有着深刻的联系。年轻的法国政治家阿莱克西斯·德·托克维尔在他1831年的著作中第一次清楚地记录了美国公民社会传统，当时他这样写道：“美国人不论年龄多大，不论处于什么社会地位，不论志趣是什么，无不时时在组织社团。”[1] 在美国，托克维尔发现了一个充满了参与者、形形色色的俱乐部、协会、透过志愿精神来组织和管理的社团、社团领袖、以及集体协作的社会。

纵观美国的历史，NGOs在培育我们的参与精神、志愿精神以及社会责任感方面扮演了有力的角色。公民社会为美国人提供了一个途径，通过它美国人得以把他们身上的两种截然相异的社会特性即：强烈的个人主义和倾向平等的集体主义加以调和。从这个角度来说，NGOs的影响格外深远。

在一本三年之前出版的书中[2]，Claire Gaudiani（康涅狄格大学前任校长）指出，假如没有美国非赢利部门所做的工作，我们的公民不可能享有我们现在的高标准生活。她认为，公民们透过慈善事业所体现的慷慨，以及他们透过NGOs形式的社会参与，创造了一个私有企业蓬勃发展却没有造成社会动荡的环境。

人们可能会认为，作为已经获得经济上的成功、拥有高生活标准以及富有活力的第三部门的美国，已经完成了其迈向一个和谐、健康的现代社会之旅。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不久之前席卷我们海岸的飓风悲剧性地证明了这一点。灾难性的风暴来临之后，美国社会的三个部门都受到了强烈的考验，同时也都暴露出了缺陷。不过实际也证明假如没有美国公众的慷慨解囊以及NGOs的迅速反应，人们因风暴而遭受的痛苦将会更加严重。

非赢利部门的至关重要性并非仅仅表现在美国，有许多有力的例子能表明非赢利部门是如何在世界范围内为建设健康而有效的社会而做出贡献。上个世纪90年代，我作为一名美国人曾在布拉格居住并穿梭工作于中欧和东欧地区，我观察到这些国家的NGOs是如何帮助他们的国家进行社会改革和发展现代化，对此我表示钦佩。同样的例子在巴西和南非也有——事实上世界上的所有大洲都有。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研究人员所编辑的资料显示[3]，根据他们所搜集的数据，36个国家的第三部门相当于1.3万亿美元的工业值。假如作为一个独立国家经济实体，那么它将是世界上第七大经济实体，其GDP仅次于法国，比意大利多。公民社会组织雇佣了4550万名雇员，差不多世界上每二十个雇佣劳动者中就有一个。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材料证明几乎在每个国家和地区，公民社会都表现为重要的存在。

在中国背景下

我想围绕一些今日中国关于NGOs角色的思考来作为这篇评述的结尾。“和谐社会”这一中国政府当下施政的核心理念激发了我很大的兴趣。胡锦涛主席说过：“一个和谐的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的、公平公正的、诚信和睦的、以及富于活力的。”这些都是非常积极的期望。事实上，我希望美国的领袖们也能更多地表达与之相似的情感。然而我也十分肯定：假如没有一个活跃、多元和有效的非政府部门，上述愿景无论在中国或是其他什么地方都无法实现。

当前的中国正越来越趋向多元化和现代化，仅凭政府是不可能有效地处理大量社会所面临的问题。政府的角色不可取代，然而也并非已经完备。二十年时间的改革、开发和经济增长已经为许多中国人带来了财富。贫困被极大地减轻了，中国现在是国际社会中的重要领导者之一。但中国依然要面对许多挑战：持续贫困、污染、医疗缺乏、流动人口、水资源和能源短缺等等。这些都不是和谐社会应有的特征，而政府和市场在应对这些压力时将显得力量不足。真正的发展只能由中国的大众通过公民社会组织持续不断地参与来达到。

公民社会组织是作为公民与政府之间的中介而存在。通过工作或是以志愿者的方式加入NGOs，中国的公民们将能为他们社区中的其他人提供基础性的服务，他们将可以自主设计应对实际问题的新方法。他们将能够促进政府和私人企业的包容力，以及强化它们的责任意识。

中国公民社会的成长将会塑造中国的内部发展，并影响中国在世界舞台上扮演一个进步而重要的角色。当中国的公民创建或是参与到跨国NGOs时，他们也将帮助全球化的过程变得更富于包容性、更加公正、并更具有环境可持续性。一个真正“和谐”的中国社会将有助于塑造一个和谐的全球社会。

关键点：公众理解、善治、内部慈善资源

对于中国公民社会所扮演的历史性角色来说，它需要坚定地面对三个重要的挑战。首先，只有在大量公民积极参与之下，中国才能产生一个有活力的公民社会。要达到这一点就需要人们对现代社会中NGOs的作用有着充分的理解。NGO的领袖必须通过努力，不断在公众意识中提升对第三部门的了解。公众更加广泛而深入的对NGOs角色的理解，对于提升第三部门的地位，以及增进它在中国社会中与政府和私人企业的关系方面显得至关重要。

第二，NGOs必须不断努力达成善治的最高标准：透明性、责任意识、健全的管理以及合乎伦理。NGOs只有坚持它们期望公众和私营部门所能达到的标准，NGOs才能作为政府和企业所信赖的倡议者和监督者。当前看来，对于发展公民社会与政府之间的关系，NGOs具有更多的透明性和责任意识也将给它们自身带来挑战。然而达成善治是非政府组织能够长期富于弹性的最佳保险。

最后，中国的非政府部门只有在其自身的发展是由内部慈善事业所支持的前提下，才能实现它在社会中的角色。NGOs必须保持独立性，而要做到这一点也只能是依靠独立的资源和资金。像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这样的国际基金会能够也将扮演起这一重要的角色，然而中国公民社会的长期可持续性将只能依靠中国自身慈善事业的发展。

中国的经济在过去十年里以每年接近10％的速率在增长。由此产生了大量的财富——根据一份报告[4]，中国最富有的40位商界人士合计有价值26亿美元的财富，一年以前还只是18亿。中国成了产生亿万富翁的土壤。许多这样的富人及其家庭在慈善事业方面都十分积极。然而还有很多工作需要做，从而鼓励这些富有的中国人追随约翰·D·洛克菲勒的脚步。这意味着要建立一个有益于慈善事业的法律环境，包括减免税鼓励。然而也许更为重要的是发展对慈善事业意义的理解，通过吸取中国传统文化中对他人慷慨和关怀的精神培育出一种慈善文化来。

对于中国的未来我持乐观的观点。没有人能质疑的事实是，中国现在是全球经济和政治的主要力量之一。然而中国在未来是否能以现代、和谐的社会面貌呈现在世人面前，这一问题的解答取决于它的NGOs——以及你们，NGO的领导者们。

（作者为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总裁。本文根据他在中山大学公民社会研究中心的演讲整理    译者  朱健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