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张治儒
第二天早上我依约来到北大深圳医院血液科,见到了生病女孩刘玉红, 今年刚满20 岁, 湖南省益阳市赫山区人。2003 年6 月进入宝安区沙井日资企业深圳创新科技有限公司( 下称厂方) 工作。年前开始感觉身体不适, 劳动节后身体不适加重, 去沙井人民医院检查, 被初诊为白血病, 需立即住院治疗, 但一时筹不到钱。两天后病情再度加重,5 月10日厂方才将其送往深圳北大医院, 确诊为急性非淋巴细胞白血病。
据刘玉红反映, 在工厂日常工作中经常使用天那水、开油水之类的化学用品,厂方不发放防护用品, 工人直接用手接触。其主治医生也说, 经常接触这类化学品,又不做好防护工作, 对此病的发生会有一定的影响。现在医院也不能够完全排除跟工作环境有关, 建议做职业病鉴定; 并告知此病发病急, 如不及时治疗, 会很快死亡。要治疗此病, 最好做骨髓移植,治疗费用最少需要20 万元, 移植后存活时间大概在3 年左右。因此,医院要求家属交纳住院费用,以便开药治疗。刘玉红家在农村,其父母在家务农,家庭经济条件很差,16岁就出来打工, 一个弟弟小他两岁, 现也在福建打工, 这几天在深圳的老乡朋友中东凑西借才交了5000 元住院押金。
为此,第二天早上8 点多, 我与刘玉红家属一起四人早早赶往厂方, 希望找厂方协商能够先垫付住院费用。接待我们的行政部
与厂方协商无果,我们来到当地劳动站反映情况, 希望劳动部门能够出面做工作。劳动站的工作人员明确告诉我们, 像这种情况厂方已经为员工办理了社保, 他们也不好让厂方再拿钱。因此, 我只好跟刘玉红家属说先筹款让医院下药治疗, 再协助他们去职业病防治院了解一下情况, 看能否申请职业病鉴定。但由于刘玉红父母考虑巨额医疗费用和厂方、劳动部门的态度及职业病鉴定的难度,失去了信心。因此,第二天刘玉红家人告诉我实在筹不到钱,准备找厂方给点赔偿金回湖南老家再想办法。我得知此事后表示不妥, 但他们第二天与厂方很快达成协议, 厂方支付了3 万元赔偿金,医疗费等开支由刘玉红自行负担。签订协议后刘玉红跟厂方的劳动合同终止,以后一切事情与厂方无任何关系。刘玉红跟家人随即返回湖南。
以家里的医疗条件, 刘玉红病情的发展结果可想而知。第二天经过打听, 得知刘玉红在家并没有住院治疗, 而是吃中药维持。放下电话, 心里非常沉重。作为一个专为劳务工服务的民间机构, 给刘玉红这样的工友一些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因此,经机构讨论分析后,决定深入调查该厂使用化学品的情况。通过工作人员三天的调查和走访刘玉红的工友, 基本上掌握了厂方的化学品使用情况,并拿到了厂方使用的天那水、开油水样品。后通过广东省妇联的朋友联系到广东省职业病防治院, 很快防治院的工作人员到厂方进行调查,随后给工厂下发了刘玉红的医学观察通知书。经广东省职业病防治院检测，2007 年6 月15日，已初步确定为疑似职业病，刘玉红可享受工伤待遇，工厂已派人办理住院手续。
据我们所知, 在深圳市像刘玉红这样的劳务工病人还很多, 按照深圳市劳务工合作医疗保险条例的规定, 非深圳户籍的劳务工都是参加这种合作医疗保险。劳务工合作医疗保险是在2006 年开始推广实施的,刚实施时被深圳媒体宣称为是一个针对外来劳务工量身订做的缴费水平低、高覆盖、高效率的医疗保险制度, 创造了一个新的“深圳模式”。而实际情况是, 在劳务工合作医疗保险未实施前, 按照国家法律规定, 深圳的企业应该给劳务工办理的是社会医疗保险, 生病住院符合规定的医疗费大部分由医院计帐,然后由个人承担的部分才由劳务工直接支付, 劳务工并可在深圳市任一由社保指定的医疗机构享受医保待遇。社保支付最高额可达20 万元,这对重病劳务工能够起到很大的保障作用。而劳务工合作医疗保险实施后,缴的费比原来的最低缴费额降低了一倍还多, 最高支付额也由20 万元降到6 万多一点。并将定点医院指定在很小一个范围内, 且全市不能够通用。如果转出指定医疗机构治疗,钱不能从社保帐号中直接划拨,费用要劳务工自行垫付后再行报销。像刘玉红这种情况,在实在无钱垫付的情况下, 她们只能选择放弃。
由于劳务工是一个特殊群体, 如何建立健全这一群体的社会保障机制还需要政府相关部门更多的思考。不要像刘玉红那样,虽然纳入了社会保障范围, 但真正出现急需解决的重大生计保障问题时却落到无钱医治而差点只有等死的地步。作为一项社会保障制度, 政府设计时应使参保人得到应有的保障, 如果真正需要的时候却不能够及时发挥应有的作用, 这种制度不得不使人们产生怀疑。因此, 劳务工的社会保障如何健全和完善, 给我们留下更多的思考。
张治儒 工人, 深圳春风劳动争议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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