泽国实验: 拆迁, 让人民决定
文、图/ 翟明磊
浙江温岭市泽国镇从2005 年开始悄悄做了一项政治实验,每年从12 万镇民中随机选出270 多人, 让他们讨论, 决定本年度镇5000 多万公共投资建设项目。这样随机的抽样, 抽到的大多是工人农民, 甚至11% 是文盲,30% 小学文化, 有些人甚至从未在公众面前说过话。他们能行吗? 能讨论出个ABC 吗? 泽国运用了世界最先进的协商民主的科学方法, 解决了二百人如何有效讨论的问题。
在这基础上, 泽国政府今年在旧城改造中, 不仅运用协商民主, 而且决定政府在拆迁中不出一分钱, 也不赔偿一分钱,拆迁方案完全由旧城区居民做出, 拆迁产生的利益由居民分享,政府不拿走一分钱, 而拆迁成本由居民集资, 拆迁必须让所有居民100% 同意。
让乒乓球决定人选
“快去看, 政府在村口摇奖啦!”“这世道!”
2005 年3 月, 在泽国镇所有的村庄与居民小区传来老百姓的议论声。每个村口摆出了四只玻璃箱, 每个箱内有十一只乒乓球。
“啥, 不是摇奖, 是选出居民代表到镇上开会。”玻璃箱边的宣传干事们用土话一遍遍地说道, 老百姓才慢慢明白, 所有的泽国镇, 每户人家分到了一个号码, 然后通过摇奖, 每一个二千人以上的村与小区选出二户人家代表, 一千人以下的选出一户人家代表。
一阵乒乒乓乓后, 选出了275 人。这275 人, 小学以下文化程度的占了43.5%, 其中文盲占了11.2%, 农民占了63.3%。基本上和全镇总人口的数字比例一致。
“你们要参加民主恳谈会, 选出镇政府公共投资的十二个项目!”
政府让权与民
泽国镇的头是党委书记蒋招华, 他很苦恼。这位吉林大学毕业的书记, 面临着一个难题: 今年公共建设项目有30 个,共需1 亿3 千万元, 而镇里预期资金只有4000 万元。该上哪个项目呢? 班子开了几次会, 意见都不统一 ——要知道泽国镇在全国二万个小城市中排在第145 位,12 万本地人口, 外来人口倒有15 万, 工业产值155 个亿, 其中私营企业占了90%,财政收入80% 来自于他们。在泽国他们最牛, 上哪个项目对民营企业家们都是切身利益, 哪条路先上, 哪个桥先盖, 带来的是什么? 银子。
班子意见不统一, 背后其实是企业主们的利益不统一哉。
有人说, 讨论啥, 头儿决定算了。
“一把手说了算? 当然可以这样, 但是决策权集中, 虽然好办事, 对自己的压力却很大。万一选得不对, 拍板错了, 造成社会损失。我是想推责任。”现为温岭副市长的蒋招华对记者老实交待。
“那就开民主恳谈会!”浙江省温岭松门镇首创民主恳谈会, 就是为了解决居民与政府关系紧张利益分配不均的问题,所谓民主恳谈会就是让老百姓说话, 官员与百姓对话。温岭的民主恳谈会成为政治风尚, 大大小小的恳谈会使政府与温岭强大的民间社会有了直接沟通的可能。
“但是, 民主恳谈会有三个问题, 居民代表怎么选? 政府安排的当然会说政府想听的话。老百姓选的会不会变成村长安排的?
第二,老百姓也会随口说说,如何让他们对情况都知道呢?上项目可不是什么修个村里的厕所。
第三, 怎么能让他们都说话？一般的恳谈会来二百人, 发言的只有20 人, 上午下午就没了,180 人没说上话。”
蒋招华相信政府改革就是自我革命, 让权与民, 可是真到了想让权与民了, 又没办法了。靠人大? 人大选出的大多是官员与企业主, 泽国有的人大代表为了当选, 花了六十万请客,这已是普遍情况。
“‘三个代表’说我们代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关键是怎么代表呢?
“有没有一个科学、中立、理性, 能让政府放心又从群众角度的方法听取民意?”蒋毕竟仍是政府官员, 他想的是如何在党的领导下,“兼听则明”。传统的“兼听则明”就是官员深入民间与老百姓交谈, 能不能兼听, 听啥, 全在“清官”身上,不能量化。
蒋曾是大学老师, 也有一批学界朋友。他的身上有官气,也有学者式的思考。
蒋向浙江大学法学院书记余逊达请教。余沉思片刻, 想起了一个人, 澳大利亚迪肯大学国际与政治学院客座教授何包钢, 他长期研究浙江地方民主, 也是国际上少有的研究民意测量方法的中国专家——“也就是兼听如何科学化嘛!”
找到
一把手说了算。
让老百姓说话天塌不下来
国际最先进的民意测验方法能不能在泽国扎下根,
老百姓更没底, 不少人说:“是不是政府又在做秀, 骗骗我们的,走过场,说了也白说。”有趣的是这些人有这样的想法,但也照去。“毕竟有一天50 元的误工费嘛。”浙江人的实际可见一斑。
当地人开始感觉有一些不一样——
“老实说, 我一开始是当作政府任务来的。”泽国二小的语
“你们要公正, 中立, 说话切勿使用镇领导说、某位专家说等引导用语。
“让老百姓学会不要随意插话, 让每个人都有均等的发言机会, 但也可以让确实有话说的人多一些时间。
“避免使用过激与粗鲁的用语。
“鼓励人们从个人利益、个性化角度说话——不从个人利益出发的讨论是空对空, 这是中国人最容易犯的问题, 大家都在谈为了公共利益, 其实最假与无效。
“讨论时, 主持人还要促进他们从他人的利益再思考, 鼓励为公共利益展开争论。”
何包钢还进行了模拟的辩论会, 让主持人一个个找感觉。
为了让协商民主的参与者知道32 项候选工程的情况, 泽国政府提前十天, 把32 项工程简短的专家说明材料一一发到275 名与会居民手中。有一些不识字的人, 政府还指定专人为他们诵读。
卓南香,56 岁的上孚李村村民, 一见记者拿出照相机, 吓得拔腿就跑, 她从小不识字, 也从没出过远门, 在儿子读的材料中, 她才开始知道一点泽国镇的事。
“有人说这是老百姓素质低, 其实即使是美国, 也有不少人不知道前苏联是不是北约成员, 伊拉克有没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等常识。当你是十二万之一时, 往往很少关注镇的公共问题, 这叫“理性的无知”。何向官员们解释:“关键是我们如何主动把信息透明公开地传递给他们, 这样才有讨论的基础。”
在2006 年的公共事务决策中, 泽国镇又做了改进, 不仅发放书面资料, 还让270 多居民代表实地考察各个工程。
275 名选出的居民代表实到了259 人, 他们填写了第一张问卷, 标出了他们心目中的工程排名。随后随机分成十六个小组, 进行讨论。这样259 人每一个人都有表达自己看法的机会。
长时间没有公共生活, 这些百姓最大的问题竟然是不敢在公众面前说话。
主持人王晶鑫讲起了他主持的第一次协商民主小组会的难堪一幕。当时在扁屿村, 十三个村民, 竟然没有一个人说话,你推我, 我推你, 推了一圈, 最后推到村干部那儿,“唉, 你说就行了, 你代表大家嘛。”王晶鑫想了想, 让村干部离开,村民才敢说第一句话。
小组成员终于开口说话了, 一开口往往就是“我不知道说得对不对......”长时间的小心翼翼使人们不敢放声说话。主持人连忙说:“我们恳谈会不存在对和错, 我们尊重你的真实想法, 这样政府才好决策。”在主持人的鼓励下, 人们的声音终于开始大起来了。讨论热烈起来。
“就是说了白说, 我也是要说。”有人这么说。
连不识字的卓南香也说了村边许多企业焚烧电子垃圾, 烧得电线味道很难闻等问题。
一旦开口说话, 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 有人说话总是非常情绪化, 有人滔滔不绝不让别人说话, 有的开始听到不同意见就拍桌子，“我就是对的! 你们都要支持我。”主持人就打断他“请慢慢说, 坐下来说”或转到另一个话题。
还有的人几乎所有的话题都会转到情绪发泄上, 最典型的如, 一位老太太好不容易说了一句话:“我们还是相信村干部能把路修好。”这位总是在抱怨的居民又一次说:“这怎么能行,我们都不相信村干部, 他们尽做对不起老百姓的事情, 他们能做得好吗?”
有的说着说着, 就带上脏字,“外地猪, 侬先讲......”( 当地人骂外来人口为外地猪。主持人马上打断:“外地人不能叫外地猪, 而叫新民。”——发言人脸马上红了。此后他再也不说脏话了, 甚至主动说:“让新民先说。”
有意思的是即使每个小组给了每个人充分的时间, 还是有一二人( 大多是五六十岁年纪) 打死也不说话, 一轮到, 总是神秘地摆摆手。
老百姓总是讲理的
协商民主最大的理论依据是建立在人总是讲理的基础上。
每个人观点与立场都会不同, 如果只是重复自己的立场,事情永远不会有沟通与协商。而背后的道理是可以相通的。“理由是商议中的基石, 而除了辩论外, 没有任何强迫是协商民主的关键。”因此主持人最重要的是启发大家讲道理。
主持人王晶鑫举了这样一个例子, 在扁屿村协商民主讨论中, 有一个平时让人面红耳赤的问题, 村里的房子租给企业,十年租价没变过, 年租费只相当于现在市场两个月租金, 老百姓一提到情绪就控制不住, 协商民主就讨论这个话题。
一开始, 有坚持十年租期的, 有坚持一年的, 说着说着又吵起来, 主持人启发大家,“请坚持十年的说说你的理由。”“企业都想做长的啦, 一年一年与人家签, 谁干? 吸引不了企业。”请坚持一年的说说理由,“每年房租都在涨, 我们一年年签不吃亏。”讲着讲着, 村民都思考起谁说得有道理的问题, 也渐渐听出持十年立场的人与企业有点沾亲带故, 而一年的人又比较自我一些。于是村民渐渐在道理上统一了, 决定:“二年或三年一签, 协议规定好每年有一个涨幅, 既能吸引企业, 我们也不吃亏。”这样在村里引起公愤的事短短几个小时民主协商会就解决了。
在2005 年公共项目的讨论中, 一开始, 几乎大部分的人都把有利于自己村与小区的项目放在首位, 但在小组讨论中,人们开始思考:“唉, 别人说得也有道理啊, 我再想一想。”“我这么选是不是有点自私啊。”
上午, 第一次小组讨论结束后, 召开全体会议, 民意代表们带着小组意见与最关注的问题发言, 让专家回答居民代表提问, 之后再次随机分成16 个小组, 继续深入讨论。然后是第二次全体大会, 在两次全体大会期间, 政府全体成员列席会议旁听, 而两次小组讨论, 没有政府官员参加, 完全由老百姓自己主持。
所有上述程序结束后, 再让259 名代表填写第二次问卷,重新选出十二个工程并进行排名。将所有的第二次问卷汇总算出前十二位的工程。
特别是蒋招华, 心里非常不安, 万一老百姓选出些没有道理、奇怪的方案怎么办, 万一政府非常想上马的工程老百姓一个都没选怎么办?
晚上两点,
“结果出来了, 结果出来了。”
民意出乎意外
结果的确大大出乎官员们的意外。
“我们对民意的估计与真实的民意相差如此大, 本来以为群众会把道路、桥梁、旧城改造三类项目放在前面, 没想到这三类项目只有一个进入前十名。相反我们估计老百姓不感兴趣的环保、绿化、规划项目反而有八个进入前十名。” 蒋谈了他第一个感受,
“老实说, 我本来想, 你老百姓自己乱丢垃圾, 我们政府已经和你们不讲卫生等恶习展开了几次整治, 交手好几回了。就老百姓这种卫生水准, 还不把什么环保项目放到最后。可没有想到,污水处理工程排在第一位,两个环卫中转站排到第四、第五位。”
让书记与镇长们更没有想到的是, 规划排在第二位。他们设想的是规划嘛肯定在二十位之后。
“以前的直接决策并不能代表当地大多数人的希望与利益,决策层平时听到的民意并非真实广泛的民声, 平时我耳朵里听到最多的是“老街区扩建, 商城路第一期, 西城路第一期, 泽国大道二期, 没想到这五个项目都在十二名之后”。
百姓排得有没有道理呢, 蒋招华思考后不得不承认是有道理的。
记者随机采访的民意代表的观点证实了这一点：
例如为什么规划排在前面, 他们说:“泽国来过五个镇长,每个镇长上台都搞自己的一套, 修路建桥最能显政绩, 但是路修了不少, 有的路修了一半, 换镇长就停了, 所以我们觉得首先给我们把规划给做好了再说。”
“泽国大道、商城路什么的, 都是面子好看, 商人们高兴,可是我们最需要的是泽国到牧屿的路, 我们老百姓有不少在牧屿小企业上班, 每次上班都有堵车, 先修这条路吧......”因此牧屿道路成为12 项工程中唯一的道路项目。
蒋招华书记向记者感叹:
“虽说代表最广大人民利益, 但我们不能否认, 干群关系紧张是事实,政府有政府的利益,利益集团有利益集团的利益,百姓也有百姓的利益, 不承认这些, 只能说些空话。”
老百姓的利益不比商人或那些能说话的人的利益可以被官员们听到。
“我有一个观点, 政府的公共决策不应当选择最好的方案而应当是老百姓能接受的方案。”
“最好的方案有可能是达不成协议的方案, 有时政府决策出来的可能是最好最合理的, 但可能是老百姓不接受的方案。但政府如果硬做, 就会引起干群关系紧张。所以必须用协商民主的方式通过理性的协商做出公共建设的方案。”
有意思的是在方案提交人大讨论通过时,91 名人大代表中, 有7 名代表反对, 一名弃权。“这更能反映我们的方案代表民意, 因为我仔细分析了一下, 反对的8 个人大代表多是企业主, 反对的理由是和他们利益相关的工程项目没有入选。”蒋招华认为,“如果我们一开始就反对他们的工程, 他们肯定不服, 现在我们说这是老百姓协商出来的, 他们虽然不高兴,也没办法了。政府也可以少得罪人。”
最后泽国镇政府决定尊重协商民主会的决定, 按老百姓选出的12 项工程进行建设, 目前9 项已完成或在建设中, 另外3项也在准备中。
几乎考察过东西方各种协商民主形式的
学界则认为不应高估泽国实验的意义: 一、在目前的体系下, 政府有可能操控整个程序, 可以真做, 也可以假做; 二、没有监督体系, 如何监督政府落实民意, 只能寄希望于开明官员; 三、也有可能在官员调任后, 实验就中止了，会不会成为另一种政绩工程？
一位泽国副镇长认为: 与学界不同, 我们最关心的是协商民主能不能成为解决目前各种矛盾的方法, 如果有用, 我们会用下去。
主持人王晶鑫似乎不再那么悲观了:“民主恳谈会让我闻到了民主的香味,
拆迁, 让人们决定
泽国镇是一个典型的爆炸式生长的浙江小城市, 产值每年以14.64% 增长, 外来的人口已达15 万, 超过本地人口3 万,已成为台州地区最大的一个镇。台州南部城市群好比密密麻麻的星河, 他是最亮的一颗, 吸聚了人口的泽国已成为温岭北部的中心城市。
无数的高楼与道路在平原上铺陈开来, 可是拥有1000 户人家的老城区却像停止生长的老人, 一走进老城区, 你仿佛走进了迷宫, 这里有朽木危房的清末建筑, 也有孤零零冲向天空每层只有一间房的怪楼, 人称朝天楼, 是当代农民在仅有的地皮上取得最多空间的水泥杰作; 有和和气气的老人, 也有花枝招展的女人, 有着靠手艺吃饭的外来汉子, 也有来路不明、钻巷子的男人。
“我们这儿有一百个‘鸡窝’。”看到记者, 老干部林明仕毫不客气地说开了,“老城区房子便宜, 一个房间一个月三百元,集中了不少‘鸡’, 卫生条件, 你也看到了, 黑水横流, 这些嫖客到处大小便, 我家的沙灰墙就是被他们的小便冲塌的。”
“偷窃成风, 许多嫖客被偷光了, 最高的一次被偷了9 万元, 有人是既当婊子又当小偷。”叶夏初, 建筑公司的老工人补充。
“于是就打架, 前几个月, 一个男人大腿被捅了一刀躺在前面的墙角下。”
更可怕的, 由于外来人口常使用廉价的电器, 而为了在有限的房间住更多的人, 他们自己用三合板隔房间, 电器走火,火灾此起彼伏, 记者在小区看到火烧二十户人家留下的大片残骸。
老区只剩下一些不愿离开的老人与穷困居民, 他们觉得住不惯高楼, 这儿小平房进进出出方便。“老人觉得进进出出方便,我们可不行,像我们小弟,住这样的房子,怎么娶媳妇啊。”叶家媳妇嗓门大。
拆迁? 别提拆迁, 一提, 这儿的老百姓伤透了心, 旧城改造说了十多年, 镇长换了四任, 周边的大马路都盖起来了, 这儿没有任何下文。
的确, 政府也有为难的时候, 这儿拆迁房子老, 居民向政府要价也高,周围的新商铺每间100 万左右,这边给多少补偿?与其动老城区这个烫山芋不如建新区, 又风光又好看。
这届镇政府上台后,老百姓又燃起了希望,以王小宇镇长、蒋招华书记为班子的政府的确有一些不一样。一天, 老区路堵住了, 副镇长现场办公, 路不通人不回, 在路上过了一晚上。
2007 年泽国镇政府成功地用协商民主方式解决了两年的公共投资, 在扁屿村解决了村务问题, 也想在拆迁中尝试协商民主。
他们召集一千户列入拆迁范围的人家来开协商民主会议,每户出一人，来了二百四十人。
没想到大伙是讨论得不可开交, 但拆迁可不比什么公共投资, 是关系到自己利益的问题。协商会议上大家倒是吵开了,没有共同的结论。特别是泽国镇政府宣布, 政府在旧区改造中将不出一分钱, 只公布几个原则: 一、旧房拆掉建商品房;二、自主拆迁, 集资建房; 三、成熟一块, 落实一块。“政府不亏一分钱, 也不从旧区改造中拿一分钱, 所有的利润都是你们的。”只要在原则与规划之内, 拆迁如何建房, 拆迁方案如何分配, 全部由当地居民决定。啥时候商量好, 啥时动手。而且要居民100% 同意, 也就是没有强迁。
旧居改造副总指挥应剑飞是个务实又机灵的官员, 他的一条建议曾减少了协商民主大量的成本: 第一年,97 个村庄与小区每个都用乒乓抽号码, 抽了97 次。第二年他建议拿出全镇的合法选民册, 每个村庄小区都编上号, 然后集中在镇里, 分成四个片区, 每个区抽二次, 选出的数字全区各村、小组都通用, 如选出0123 号, 那么全片区十多村庄都让这个号码的居民当代表。这样只用抽八次签, 大大节省了成本。
泽国政府出台这个让人民自主拆迁的拆迁方案, 有几个原因: 一、政府再也拿不出多余的地做置换了, 只能原地拆, 原地回; 二、政府也没有钱来承担旧区改造, 而且这儿的朝天楼反而比商品房价高, 所以建商品房, 利润也不高; 三、让居民自行拆迁, 可避免因为与政府讨价还价而引起的众多问题。
应剑飞没想到的是在镇里协商民主会议时, 竟然有居民死活不同意这个方案, 也许做惯了拆迁的被动者, 让人民做拆迁主人, 还不适应。最大的指责是“政府想甩包袱! 从来没听说过, 政府不参与不动手, 拆迁能成功的。不靠强迁怎么行? 什么100% 同意, 我看100% 不行”。
更让应感到委屈的是老百姓还骂他:“你姓应, 又是副指挥, 是应付指挥, 专门来应付我们的。”
更多的人抱着观望的态度: 你们倒拆一片给我看看。
三号区块愿先行
第一次问卷调查,10 个区块竟只有20% 居民同意自主拆迁, 应剑飞有点急——为什么让利给民的拆迁方案, 又被居民称为政府在想馊点子呢? 为什么老百姓对政府这么不信任呢?
应剑飞明白对老百姓急不了, 要做大量的说服工作。他注意到十个地块中三号地块的支持率是最高的:29%。于是他没日没夜地跑三号地块, 跑了20 多户人家, 心里有了底, 他召集66 户人家分成三组, 开了三次座谈会。
在会上, 他给老百姓算了一笔帐, 把大家算醒了。
“自主拆迁意味着政府不从中赚一分钱, 那么利润归谁,是归老百姓啊。你们拆迁比高, 是拆一建三, 拆你一平米, 你可以建三平米。你可以拿1.5 平米, 剩下的商品房1.5 平米,你可以出售, 出租, 以每平米市场价2300 算, 抛掉建筑成本,你可以赚每平米1600 元。平均下来, 每户通过拆迁可以增加15 万的利益。你们旧区对面的商铺原来是一百万元一间的,去年12 月听到拆迁消息涨到了130 万, 人家不笨啊, 你们想一想, 旧区改成漂亮的商品房, 你们的店铺怎么不增值呢?
“只要符合政府大原则与规划, 你们拆迁方案自己定, 想怎么建就怎么建。不过, 和政府来拆迁不一样, 你们的方案, 利益分配是你们的, 每一户都不要想赚别人家的便宜, 你想占五万元便宜就是从别人口袋里拿五万元, 你自己不想把口袋里的钱拿给别人, 别人也是这样的想法啊。”
“好处是你们的, 所以投资也是你们来, 政府不可能投资的, 凭什么政府把公共利益给你们。”
我们又不傻
浙江老百姓个个都不傻, 前街三号区块又是旧房最多、最破、危房成片的地区, 所以66 户人家一致决定同意自主拆迁。
没多久, 居民选出9 人拆迁工作委员会, 每人负责7 户人家的动员说服工作。这9 个人大多是在三号区块中德高望重的老人, 由他们来制订拆迁草案, 再征求居民意见。
9 君子长年住在这个小区, 小区居民的感受他们都有。他们明白, 三号小区的拆迁方案可不好拿。“66 户中有四对利益矛盾的关系, 一个是外面有房子、不住这儿的, 他们并不急于拆迁, 因为他们不用受旧区卫生治安的种种苦恼, 现在旧房子出租出去还有每月一千多元。一个是住平房的, 他们与住朝天楼的意见不一, 住楼房的认为应当按面积补, 住平房的觉得这样吃亏, 认为地皮值钱, 不能按楼层补。第三种是占了大量飞地（无人空地）的人家, 觉得地皮价格便宜了。另外街面房的居民觉得拆迁后要还他街面商铺, 而没有街面房的居民则觉得不应该这样。”所以实地住这儿与不住这儿的居民, 平房与楼房居民, 有空地与无空地居民, 临街与不临街的居民, 他们的利益是四对矛盾。
有老人向他们说: 脚不利索了, 一定要给他们底楼的, 没有钱的人说他们可买不起一套房子, 如果不行, 宁愿不拆啦。9 君子走家串户, 把一个个困难记在心里。
在74 岁的阮有杏老人家中, 阮奶奶一边倒水一边说:“唉,年纪大的人搬不搬都无所谓啊, 只要年轻人能过好日子, 只是我这临街的, 是不是也要给我分一个临街的房子。”
“我们初步的方案是上次协商民主会议后, 各方一起讲道理商定的, 如楼房补偿还是按面积, 但比平房便宜一些,而且楼层越高折扣越大, 临街的房东, 我们也会适当考虑补偿...... 穷人与没钱的老人, 我们会以成本价补足他们的面积, 实在不行, 只要居民们同意我们也会照顾他们的。街坊邻居的好说话。”
委员之一, 白发苍苍的退休教师张明春听着老人们的抱怨, 没有一丝一毫的不耐——“我相信老百姓是讲道理的。”
拆迁委员会还会进一步召开协商民主会议来确定草案的细节。
随拆迁工作委员会上门工作, 记者发现老百姓对他们都很客气, 尽管有抱怨, 有诉苦, 但可不像对政府工作组一样讨价还价,9 君子也是老百姓, 一说到苦处, 感同身受。抱怨“鸡窝”的林明仕是最起劲的委员之一。他受够了“鸡窝”的苦, 工作起来干劲十足。
但在采访中, 记者也发现不少居民向我抱怨, 历数各届镇政府欠下的种种百姓债,有的居民就一口断言:自主拆迁没戏!
100% 同意, 政府的工作可不好做, 应剑飞光拆迁细则就开了大大小小十多次协商民主会, 座谈会, 根据问卷的统计前后修改了八稿。即将出台。“最公平的方案是没有的, 我们只能制定大家都接受的方案。”应是个现实的人。
马上应剑飞就要在三号区块召开全体居民的协商民主大会, 促使大家拿出第一个居民自己制定的拆迁方案。
事情仍在进行中, 我们也将继续观察。
: 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