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至有个“非常党小组”
文/ 郜璐莉
就好像当初的地下工作者, 两个农民、一个被革职的总经理,自己成立了一个“党小组”,常常调查暗访, 定期打印红头文件,随时向中央各部门“通报”情况。后来, 上千亩被非法占用的土地得以复耕。
有人说这是非法组织,他们理直气壮:我们是党员,按照党章规定我们的义务向党组织反映情况,违什么法?
有人说你们不该用红头文件, 他们更不服气:党章和宪法也没这规定, 你用它欺压百姓就可以, 我们拿它为民请命便不行?
“5·31 暴力袭警”
事情还得回溯到2003 年。
这一天, 在水河堡的土地上, 近两千人互相对峙着, 一边是一千多名穿便衣的公安、县镇干部和他们雇用的打手, 开着一百多辆大小汽车, 包括摘除警牌的警车、出租车、面包车和大型工程用铲车, 浩浩荡荡前来拆除房屋, 毁掉麦田, 铲平猕猴桃园。另一边, 则是水河堡七百多名男女老少, 老汉、老太们守在人群最前面, 跪地恳求, 青壮年紧随其后, 手拉着手形成一道人墙, 守护在田头, 挡住铲车。
但是人墙挡不住铲车, 对峙很快变成了冲突。
72 岁的张号贤老汉只问了一句“你们有没有手续”, 立刻有四五个人上来, 抓住他的双脚倒拖着在地上转圈子, 衣服成了一缕缕布条, 背部的皮也被磨掉一块块。
40 多岁的李存安被打断锁骨, 打掉五颗牙, 无钱医治,至今已生命垂危。
那位抗日老革命、70 多岁的张志功也被殴打, 然后又被塞进警车......34 位村民被打伤。
围观的上万周边百姓终于忍无可忍,吼声四起,捡起砖头、土块, 砸向铲车、警车, 一时, 水河堡仿佛成了“战场”, 打声,车声, 喊叫声响成一片......
在上万群众呐喊声的威慑下, 那些民警和干部带着人马匆忙撤离。
经过奋力抗争, 除10 亩猕猴桃园被毁外, 村民的房子和耕地都保住了。
冲突中, 三名便衣警察受了伤, 一辆警车受损, 县里把这次事件定性为“暴力袭警事件”。
“夜袭水河堡”
一个月后。
咣! 景文斌朦胧中好像突然听到一个沉重的响声, 还没等睁开眼睛, 突然间身体就离开了床, 有几个人抓着他的手脚把他扔到地上, 一顿暴打之后, 被铐上手铐抓走。夏天, 他的身上只穿着短裤。
3 名妇女和2 名女中学生, 同样只穿着短裤, 上身全裸,被打得鼻青脸肿。
65 岁的张俊仁老汉高喊“救命”, 嘴里立刻被泥巴麦草塞住, 打昏后扔上警车。
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太太因为上前阻拦抓儿子的人, 被打掉两颗牙, 儿媳也被打倒在地。
一个一岁半的小男孩被从奶奶怀里夺下来扔进排水沟, 头脸受伤。
......
村里人回忆, 那个晚上县里出动了300 多名警力, 其中有防暴队, 带着盾牌, 荷枪实弹。四个警察一组, 选定目标, 一起出脚揣开屋门, 冲进去后把人拎起来就打。屋外两边邻居的门口也都站着警察, 谁出来打谁。
17 个人被抓,11 个人被打伤,40 多个房门被揣坏, 鸡飞狗跳, 哭声震天。当地人称 “夜袭水河堡”。
有人说, 我现在看到警察和警车就会害怕。
被抓走的人当晚关在看守所里, 依然没穿衣服, 被用马达上的三角带打。天亮后,看守所里在押的犯人都同情他们,拿来衣服给几个妇女遮身。
第二天晚上, 天开始下雨。
水河堡惊魂未定。
趁着夜色, 周至县派驻的工作组雇人强行砍掉了70 多亩猕猴桃, 拆除了37 家房子( 全村共140 户)。种桃几乎是村民唯一的经济收入, 一百多户良田受害, 有好几家地全部被毁净。150 多人无家可归。
这雨一下就是好几天。
十天后, 受尽折磨的张志功、张生枝老人和其他村民被放了回来。剩下景文斌、张团兵等五个人, 公安局说啥也不放。
水河堡人是怎么得罪县上了, 一次一次遭此厄运?
不是, 只是村子的位置有点碍事。
当时, 周至县正在规划杨凌农业高新区哑柏园区, 根据县政府2003年3 月的文件, 这个哑柏园区占地13 平方公里, 首期工程三纵八横,有三条百米宽的大道, 水河堡就位于即将建设的神龙大道的位置上。
村里人愤怒, 哪有人建
村民至今仍清清楚楚记得县里发的文件上, 对这些靠地吃饭的农民, 有三个“暂不”: 征地费每亩3000 元暂不兑付, 房屋评估价不公开、暂不兑付, 房屋拆除后暂不安置, 投亲靠友, 自行解决......
“金周至, 银户县”, 那里是八百里秦川最好的耕地, 全部是基本农田。光种猕猴桃每年每亩的收入就是5000 多元, 补偿3000 却要永远失去这片土地, 农民当然不答应。土地法规定, 征用基本农田必须报经国务院批准, 但5 月31 日县里到水河堡强行占地时, 不仅没有任何土地征用手续, 也没有给农民一分钱补偿。
不仅是水河堡, 为了这个神龙大道, 周围五联村、裕盛村共76户房屋被拆, 近百亩猕猴桃园被毁,500 多亩耕地被强占。只是在其它地方, 工作组没有遇到水河堡这么刚烈的抵抗。从政府发文开始,水河堡就有100 多人到县里抗议, 选出农民代表一路举报到北京。
举报也曾经起过作用。当年5 月, 陕西省国土资源局知道消息曾立即派人赴周至调查, 对周至县政府滥占耕地处以170 万元罚款。但县政府交了罚款以后, 似乎觉得合法了, 胆子也更大了, 以至于调用警力强行占地拆房。
“夜袭水河堡”以后, 侥幸没被抓走的农民代表张麦长等人被公安局悬赏通辑。
从此, 水河堡人夫逃子散, 一直笼罩着不安的氛围。张麦长也四处躲藏, 过着逃亡生活。
那年冬天, 失去了房子的人们有的借住亲戚家, 有的只能在鸡棚、菜棚、桃园看守棚里度过。
张志功老人和另外三户村民借住的鸡棚, 各自用竹席和编织袋围出五六平方米的地方, 很久很久还有一股鸡粪的味道。
“杀鸡儆猴”
因为此时, 县里还在进行着另外两个项目的征地工作, 一个是圈地300 亩的“工业路”, 另一个是与开发商西安高新地产签订协议, 出让6000 亩土地建设的周至生态园。
生态园项目计划先建高尔夫球场, 再建高档休闲住宅。县政府的补偿标准是平原区每亩9000 元, 山坡地每亩3000 元, 而他们和开发商的协议里却是每亩地出让金1.85 万元。
黑河两岸上好的水浇地, 如此低的补偿金, 农民当然不肯。有干部向楼观镇团标村村民宣传建高尔夫球场的好处: 将来孩子放学后可以去捡球挣钱, 老人可以去看球场大门挣钱。村民说,“难道几百人都去球场捡球、看门, 这不是骗傻子吗?”
团标村上黄池组选出三十多个村民代表, 经常讨论如何阻止占地, 与征地工作组辩论, 向乡亲们散发《中共中央关于做好农民承包地使用权流转工作的通知》。村民代表段志强说,我们不是过去那些农民, 我们看电视看报纸, 懂法律知识。但他们的活动, 警察都步步跟踪录相,
那次游街之后,团标村的15 个生产组长到西安一个山庄,在修高尔夫球场的征地协议上签了字。有个组长偷偷跑回家,第二天警车就上了门, 他也无奈签字。带头反对征地的村民代表朱群阳9 月12 日被逮捕, 羁押5 个月。人们让段志强赶快逃走, 否则下一个被抓的就是他。此后半年, 他一直逃亡在外。
一时间, 周至县生态园、工业路、神龙大道三个项目所涉及的地方, 老百姓都敢怒不敢言。
秘密调查员“老李”
这时, 水河堡突然来了个自称李为民的人, 戴着墨镜, 穿着农民的汗衫, 却模样斯文, 说是县级机关干部, 想向大家私下了解一下非法占地的事情, 然后向北京汇报, 希望中央能够阻止这种行为。他说: 如果你们相信我就跟我谈, 不相信就算了。
乡亲们正是水深火热、一筹莫展的时候, 家人被抓, 房子被拆, 粮食被毁, 地被占, 正不知向谁诉说, 向谁讨公道, 希望这个“老李”能帮上忙。于是, 许多个夜晚,“老李”开着一辆破旧的小面包车, 带着照相机、录音笔, 悄悄摸进水河堡,倾听、记录乡亲们的哭诉, 大家都关着门, 说话也不敢大声, 怕把县上的人招来,但一说到激愤处就顾不上了。一来二去,“老李”和一些敢说敢干的村民熟了, 就不再一家家跑, 找个大点儿的房子, 把大伙儿召来开会, 常常开到半夜一两点。也记不清来了多少回, 只要有没弄清楚的,“老李”就跑来问, 要把每一个细节都问清楚。白天, 他也会偷偷拿个相机去拍被毁的良田。
这个“老李”是什么人, 他为什么要来村里调查?
后来, 大家才知道,“老李”姓朱, 名叫朱俊彪, 是县里物资总公司的总经理, 不过刚刚被革职, 革职的原因也和那条神龙大道有关。大道第一个要占的, 就是物资总公司下属的哑柏镇煤炭站的地, 县政府的文件写着 “被拆迁单位必须服从道路建设的需要, 在规定时限内自行拆除完毕...... 费用自理,不予补偿”。职工们非常不满, 向朱俊彪反映, 朱俊彪就向县里打报告, 要求合理补偿, 被政府领导视为“无组织无纪律”。评估值达900 多万的煤炭站最终被夷为平地,20 多位在编职工流离失所。此后, 县政府突然发文, 以年龄太大为由, 免去朱俊彪的总经理职务, 当时朱50 岁。
朱俊彪被免职或者调职,不是一次两次了,他太不“听话”,总是惹麻烦, 嘴巴也藏不住话, 一定要把事情弄到中央才行。1986 年, 他任县政府秘书兼党支部纪检委员时, 就揭露县经贸公司倒卖外汇, 哪知牵扯了县长, 朱被调离县政府。但他是个倔强的人, 吃了苦头不 “收敛”而是上告, 而且直接就去北京。《人民日报》采访后, 登了一篇《一份耐人寻味的调令》,朱俊彪工作又恢复了。
1988 年朱俊彪被调到粮食局当副局长, 查出 140 吨粮食和3 万多麻袋被“吞”了，是粮食局主任搞的鬼。国内媒体报道后, 一时轰动, 结果他又被免了职, 说是不团结。朱说他就是这脾气,“别人都睁只眼闭只眼, 我就针锋相对, 我觉得还是要实事求是嘛, 做人民的官得为人民做事。”
免职后朱又去北京上访, 几位全国政协委员一听这事太荒唐, 就在政协会议上递议案, 结果他又复了职。
1992 年, 朱俊彪被调到周至县物资局任副局长, 按他的话说, 当时正是国有企业走下坡路的时候, 那个局根本没人去。1994 年物资局被撤销, 朱被改任物资总公司总经理。
从1994 年到2003 年, 朱俊彪觉得那是他最平静而顺利的十年, 他放开手来干, 埋头搞生意, 还投资开了大酒店、歌舞厅, 做得很红火。
谁知到2003 年6 月, 居然第三次被革了职。
他的脾气上来了, 又想把这事往上捅。可是, 光煤炭站的事情还不足以引起重视, 毕竟只有这点地, 二十几个职工。隐约听说政府为了“神龙大道”与农民发生冲突的事情, 他决定深入调查一下, 把这些事情捆在一起向上汇报。
万言书打动国务院
在水河堡调查的过程中, 朱俊彪才知道规划中的周至生态园和工业路也都涉及到非法征地, 从2003 年9 月到11 月, 大约一个半月时间, 朱俊彪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 包括受害群众和被占耕地的照片。
与此同时, 受害群众也在不断地写材料、上访。
三天后, 国土资源部调查组来到周至。
然而, 调查组根本没有办法进行实质性调查, 哑柏镇水河堡和楼观镇团标村的受害农民无一人能见到调查组成员。
这次调查结束, 除了在舆论的压力下, 张团兵、景文斌等五位农民以取保候审的名义被放回家以外, 土地问题没有任何进展。五位农民被关了138 天后回到水河堡, 看到的却是荒芜的田地和变成瓦砾的家, 妻儿相见, 抱头痛哭。
为了让中央了解周至县非法圈占土地真相,12 月1 日, 朱俊彪把自己调查的事实和数字, 尤其是县政府在水河堡的暴力征地行为和农民被打、被抓的过程, 写成一封万言长信, 名为《周至农民在流泪》, 署上自己的真实姓名和联系电话, 用特快专递寄到北京, 直接写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收”。朱俊彪长了个心眼: 不如多寄几份！他一口气寄了五十多封信,中央领导每人一份, 还给《人民日报》和新华社也寄了, 花掉一千多块。
寄完信, 老朱就坐在家里等,“五十几个人碰着一个就能解决问题, 碰着人更多更能解决问题。”
半个月后, 他接到一个神秘电话, 问:“你叫朱俊彪吗?你对你写的报告中事实有多大把握?”他说“我有百分之二百的把握, 请中央派人调查, 如果与事实不符, 我愿以党籍和公职担保”。电话来自国务院办公厅, 因为吴邦国委员长和温家宝总理在收到朱俊彪的信后作了重要批示。
接完电话老朱很激动, 觉得这事有戏。
没多久,《人民日报》记者来了, 老朱带着他在周至的各个村子跑, 记者把了解到的情况写成了内参, 呈送中央, 温总理看完又一次作出批示。
《人民日报》记者点评:“你举报的材料, 关键是写得有血有肉, 通过调查筛选, 不是一般的信访材料, 特别典型。”
据国土资源部通报, 这起政府非法占地案, 共拆迁村民76 户, 清理土地5112 亩, 其中耕地3092 亩。
周至县政府2003 年3 月的一纸文件, 致使全县两个乡镇5 个行政村、13 个村民小组的564 户村民流离失所。
成立“临时党小组”
3 月底, 中央“两部”调查组经过二十天的调查, 离开了周至。从此, 周至六千受害农民盼啊盼, 可是结果却迟迟没有出来。
原来中央调查组离开后, 涉及土地违法案的有关负责人就四处活动, 用种种借口掩盖事实, 农民的损失不赔偿, 强占的耕地不复耕, 已经丢了两茬庄稼的土地依然像流血的伤口般展露着。朱俊彪说, 县政府还在想方设法过这一关, 还希望把那些土地占住。
这些情况, 得向上汇报, 否则前面一切努力都是白费。但是一个人的力量太单薄, 不可能每个地方都跑到, 而且自从那封《周至农民在流泪》的信寄出去后, 县政府派了人到处找他, 朱俊彪就离开了周至, 一直隐姓埋名躲在西安便宜的旅社里, 除了家人, 无人知道他的行踪。于是他想到联络农民骨干, 成立一个临时党小组, 对中央“两部”调查组对周至县土地案的查处结论落实情况, 进行全方位的跟踪监督。
“党章上说三个人以上就可以成立党小组, 在当时的情况下, 只有以党小组的名义, 恐怕更能引起上面的重视, 尽管群众对党有看法, 但总还有党员没腐败。”
临时党小组除了这几个党员外, 还吸收了段志强、张团兵、张麦长这些失地农民代表, 定期开会倾听他们的意见。据朱俊彪介绍, 这种会大约一个礼拜或半个月开一次, 他打电话把大家偷偷约到水河堡, 情况汇总以后, 自己再写报告往中央寄,密集到一个月一次甚至两次报告。
这个临时党小组就像当年的地下工作者一样, 悄悄地开会, 暗暗地调查, 老赵每次去团标村, 都会注意自己的打扮,今天穿这件明天穿那件, 一会儿戴帽子一会儿不戴,“到现在团标村的书记村长都不认识我。”他说,“一定要机敏, 我从电视上学的。”
党小组发出去的报告都是“红头文件”, 写着: 中共周至县失地农民访监党小组文件, 还有编号: 周访监字[2004] 第*号, 下面都署上朱俊彪、赵志贤的真名实姓和电话。每份报告都是不同阶段农民的要求和非法占地事件处理的进展, 这样的报告一直写到2006 年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