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人的底气从哪里来？

文/张国远

开篇：

2003年，我还在政府工作，看到了很多平常人无法触及的阴暗面，也深深地感到老百姓的无助和无奈。在心里，我对自己说了千百次，一定要改变政府的管理思路和工作方式！我一个毛头小子，怎么改变？对于我来说，可能就是去努力做更大的官，拥有更大的权力。我带着这样的想法走到2004年，直到有一天一位朋友很不经意地对我说：“张国远你变了！”就在这一刹那，我用了10秒钟的时间来回忆过去的一年，我猛然惊醒，发现自己正在被巨大的利益和权力所诱惑着，而当初的初衷已经被埋藏在心底深处，就快要落到一个无法再触及的深渊。思考了很久，最终，我选择了辞职，因为我希望坚守那份仅存在心里的正义和良心。我真正地成了一个头脑发热的“NGO人”——义无返顾地投身到民间行动当中。

我们敢帮她吗？

去年6月的一天，我正准备离开办公室，听见门外一阵喧哗，我便探出头去看了看，有一位大约60来岁的老太太正在和门口的保安争吵。好象是那位老太太要见谁，保安不让。我看吵得厉害，就把那位老太太请到了我们办公室，从交谈中我了解到她叫崔惠芳，现年54岁，是我市中心医院的退休职工，有两个子女。1999年我市大搞城市基础建设，政府大量占地，需要她所居住的社区搬迁，政府出台相应政策，但崔惠芳认为政府补贴过低，不愿意搬迁。但最终政府还是强制拆迁，没有给她任何补偿。7年来她流离失所，不断上访，甚至到北京上访。但政府一直拒绝赔付，后来被公安机关监控，但是她没有灰心，寻找各种各样的机会出来，今天，她终于趁监控人员不注意的时候，逃了出来，于是便有了先前的一幕。

我一边听她说，一边打量着她，她那布满血丝的双眼底下，似乎有一种近乎绝望的乞求，因为她知道今天可能是她最后的机会，因为在今天以后监控人员会更加的提高警惕，她想出来就更不容易了。是啊，一位这么大岁数的老太太，为了争取自己的权利，东奔西走坚持了这么多年，多不容易啊。

我正在沉思着，突然保安冲了进来，附在我耳边说：“张哥，她就是来找您的，要不要我们把她赶出去？”我听了以后正要发作，但又打住了。我请保安离开，我对崔大娘说我就是她要找的人，我还没说完，“扑通！”一声，她跪在地上说：“帮帮我吧……”后面的话我再也没听清楚，只知道她是按报纸介绍找到我们的。

我们敢帮她吗？我们应该怎么去帮助她呢？朱传榘老先生经常说“目标高于手段，结果重于理由，责任大于权力”——这也是我们机构的一个工作理念。那么，我们在中国这种特殊环境下做维权工作，其使命和策略，究竟怎么做到切实而有效？

近年来，有一些关注公民权利的NGO出了一些意外，成为我们的先驱，我敬佩他们，但更多的是惋惜。我就开始思考，这样的牺牲有多大的意义？帮助到那些有需要的人了吗？完成我们的使命了吗？为什么要“出师未捷身先死”呢？能不能避免这样的结果？我的看法是：我们应该争取、也完全可以在保全自己的情况下去帮助到有需要的人。

第一步走了两年

攀枝花市东区志愿者协会（简称PEVA）成立于2004年，在过去的两年里，很多人或者NGO组织都认为我们的工作方向太模糊，使命不够明确，而且有政府背景。这也难怪，因为我们在本地拥有14680多名个人会员，机构办公室设在政府办公大楼内，甚至PEVA所有工作人员都是住的政府公寓。但现在我给大家说：“你们都错了！我们是一个真正的民间组织，我们有明确的工作方向。”

我们发起成立PEVA的时候，是以一个志愿者组织的名义注册的，但我们真正只是想做志愿者工作或者替政府做事吗？当然不是；但是我们又做了，为什么？其实，这仅仅是我们PEVA战略规划中的第一步，下面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PEVA走过的两年：

社区志愿精神倡导：2004年攀枝花没有人知道什么是志愿者或者志愿精神，PEVA成立后第一件事情就是在社区倡导志愿精神，两年的时间组织志愿精神宣传和志愿者活动200多次，招募到志愿者4680人，在社区建立10个服务站，在本地两所高校建立分会吸收学生3000多人，在本地两大龙头企业建立分会，组织社区志愿者10000余人。现在，这些志愿者改善了攀枝花的人文风气，在城市内形成了良好的志愿氛围：志愿者们经常性地帮助攀枝花贫困地区的失学儿童重返校园；并定期到孤儿院陪护孤儿和为他们辅导功课等……他们为社区建设也做出了巨大贡献，例如在以前社区公共设施被损坏，没有居民主动维修；社区也没有人主动地担任安全巡逻员；社区组织公共活动更是很少有人参与。但是现在这些情形都有了很大的改观，因为志愿精神逐渐深入人心，成为居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志愿者在社区建设上作出的贡献得到了政府的认可，以及社会、企业和媒体的认可。这也为我们的以下两个工作奠定了基础。

改变政府对NGO的态度，推动政府与NGO的合作：在2004年前，攀枝花有一家环保社团，由于工作开展不是很顺利，一直处于瘫痪状态，并没有让政府对NGO的态度改观。PEVA成立后，积极与政府合作，工作逐渐取得政府认可的同时，也改变了政府对NGO所持的态度。在以前，政府受一些不正确的影响，认为NGO只会给政府添乱，找麻烦；但现在政府认为NGO是可以为社会发展作出贡献、可以与政府承担不同的功能的，有些事情能够比政府直接出面做得更好。于是，本地政府走出的第一步便是让我们参与政府的大型项目，并资助我们办公场地、行政办公费用、活动费用等，甚至连我们PEVA所有工作人员居住的都是免费的政府公寓。这，在中国的民间组织中是很少见的。今年，在我们的推动下，攀枝花出现了三家新兴的NGO，政府对他们均持支持态度，也通过我们给予了他们经费、场地等支持。

扩大组织在本地的影响力：在本地，市长会参与我们的志愿活动，例如7月1日的植树活动。同时，政府相关部门制定社区建设政策时，在文件中明确指出我们PEVA在社区建设中的指导性作用。在攀枝花发生重大事件时，媒体会主动联系我们，询问我们协会是否有评论或者应对方案。企业在举办大型公益活动时也会主动与我们合作。协会成立以来被本地媒体报道170多次。PEVA还接待国际机构考察多次，在网站上输入“攀枝花市东区志愿者协会”，会有许多相关资料。

积累良好的公共关系资源：由于PEVA和政府各部门、媒体、企业打的交道多了，我自己呢也喜欢结交朋友，于是，政府各部门、媒体、企业的领导或者办事员、公安局的警察、检察院的检察官、法院的法官都成了我的好朋友。更有趣的是，一位记者觉得她的儿子也应该要培养正义感，于是她儿子就认了我做“干爹”。还有很多行业和部门的人，由于工作关系，最后都成了我的或者PEVA的朋友，这里就不一一列举。每当我们在触及一些敏感性的社会议题时，他们会主动帮助我们做政策分析，规避风险，而不是消极地阻拦——当然这些都是义务的，没有报酬。各位朋友看到了，其实他们视角已经在逐渐地改变。

这才是我们真正的使命

上面的四件事，原计划用三年的时间来做，但是我们用两年便完成了。做完了上面的四件事情后，PEVA的理事会在2006年6月重新修订和对外发布了机构新的使命：“追求正义，维护弱势群体权利，为各方提供平等的发展机会。”顿时，政府、媒体、企业、我们的志愿者都“傻眼”了，最后大家都是淡淡一笑……

到现在PEVA真正的使命已经表露得很清楚，就是希望人人都享有最基本的权利，权力一定要有制约。但是！PEVA认为，要真正的去开展这些工作，并取得成效，真正的惠及民众，必须要有一个很坚实的基础和一个科学的策略。什么是基础和策略？PEVA做完以上四件事情，形成了一个坚实的社区和群众基础，得到了政府的支持和认可，得到了企业和媒体的支持，获得了一张强大的保护网。那么我们现在发出的不仅仅是PEVA的声音，而是14680名志愿者加上媒体加上社区加上政府加上企业发出的共同声音！这，就是我们的基础和策略。

为了验证我们的策略是否正确，在2005年10月，我们开始帮助被政府或司法机关侵害权利的民众，并为他们提供法律及诉讼费用上的支持，让他们通过法律手段来起诉政府或司法机关，从而维护他们自己的正当权利。同时，我们鼓励和倡导公众将自己的冤屈说出来，树立他们为权利而抗争的信心。“权利”问题在中国是非常敏感的，但是我们的做法并没有遭到政府的直接阻挠，有意思的是我们还得到政府的一些经费支持。当然，在这里我们还采用了一些降低机构风险的策略。例如，在帮助被政府拆迁过程中行政违法所伤害的民众时，我们把受害者直接介绍给志愿者律师，让他们自己亲身参与整个过程。律师受理案件是合理合法的事情，这大大的降低我们的政治风险。我们还采用了一些手法，例如组织这些受害者参加我们与合作伙伴陈渡强律师举办的培训和各种互动活动，让他们了解到自己的权利，并引导他们如何去维护，在共同参与的过程中，树立受害者的信心。其实要解决根本的问题，还是要提高公民权利意识，于是我们经常做这方面的倡导和宣传活动；为了避免宣传内容过于敏感遭到有关部门阻止，在做权利相关法律宣传的时候，我们会把司法局、工会、妇联、团委拉到一起，仅仅是挂名嘛，减少了政治风险，我们想做的事情也做了。

2005年开始，我们做了为本地矿工改善生产和生活条件的维权项目；还有保护从事小商业的妇女的基本权利、反对社会歧视的工作；2006年，积极从事流浪儿童救助，为流浪儿童提供基本的生存和受教育权条件，以防止流浪儿童被拐卖和被教唆犯罪，甚至更为严重的倒卖流浪儿童器官事件。

值得一说的是，我们看到，本地公民社会的发展相对滞后，民主和人权氛围非常淡漠；本地的新闻媒体非常官僚和形式化，坚持以政府的宣传路线为导向，缺乏民主性和公正性，不能客观地表达民情。基于这种情况，PEVA希望可以编辑一份“木棉周报”，向攀枝花的政府职能部门、司法机关以及相关人群投放，促使他们正视真正的民情；公众的真实愿望得以表达，政府也有积极的回应，社会民主化进程才能得到推进。此举对促进本地媒体改革，培养公众人权文化意识大有裨益。

这些事情都在一点一点做着。有了这些基础，帮助文章开头提到的那位老太太讨回公道，就有了底气和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