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施压与合作之间的“度”

口述/李丹 整理/陌阳

整理者手记：

2006年5月1日清早，我带着一本阎连科的《丁庄梦》踏上了开往开封的一列慢车，去给一个叫东珍纳兰的艾滋病关怀组织当几天志愿者。途中，先看望了周围村庄的几个艾滋孤儿，一路上见到的都是触目惊心的赤贫、残缺不全的家庭。

设在尉氏县阮家村的社区活动中心离开封市区大约两个多小时的路程，交通还算便利。活动中心就是一座普通的民房，有一个矮墙围拢的小院，进到房子里面，马上就知道这确实是一个不同的地方。一样的泥墙泥地，却收拾得干净整洁，墙上糊了一层塑料布，贴了一些过节时用的彩带和儿童画，屋子西头被几个书架占领，架上大多是孩子们爱看的图画书，屋子中间摆了三四张小学生用的课桌，漆成了淡蓝色，东边摆着一台旧电脑，平常用来给孩子们放电影。我到的时候已经有两三个七八岁的小孩在那里看书了，看到生人，露出害羞的笑容。在这儿的三四天里，我们和很多孩子一起做游戏，教他们唱歌，也一起去看露天电影。喜欢到活动中心来的孩子不一定来自艾滋家庭，这里是所有孩子的乐园。

在来开封之前，我浏览了东珍纳兰的网站，了解到他们有一个阶段很难在村里开展工作，志愿者和工作人员下去经常被骚扰，甚至被打，志愿者手记里记录了很多和被收买的当地村民大战的“壮举”，让我对艾滋领域工作者曾经历的艰难唏嘘不已。从被打到被接纳、甚至被村民们主动保护，看来东珍走过了一条不寻常的路。这中间到底有怎样的故事，当事人经历了怎样的改变？听听创办人李丹是怎么说的吧。

我从大学二年级开始做艾滋病关怀的志愿者，几年里，经历了很多的风雨，慢慢坚定了把这条路走到底的决心。于是，我从中科院国家天文台办理了研究生退学手续，从2003年初开始，创办东珍，“东珍”的意思就是“东方的珍宝”，是指那些受艾滋病感染和影响的孩子们。

在施压与合作之间

最初，我们没有资金，也缺乏救助渠道，就自己拿出钱来，找到来北京上访的河南艾滋病患者，委托他们回去发放给最需要的人。但很快就发现这个办法行不通，有些人会作弊，把钱给了他们的亲戚或者是贪污。

在这个过程中，逐渐认识到要解决艾滋孤儿上学的问题，最好的办法是自己办学校。于是就开始找合适的办学地点，结果在商丘找到一个清真寺愿意提供场所，很快就办了起来，每天有几十个孩子上课。这吸引了国内外多家新闻媒体的采访，迅速的我和东珍学校就出名了，有很多人主动给我们捐款。我们觉得这种运用媒体效应的方法很成功，可以在较短时间内打出一条路来。但是商丘市不干了，他们觉得媒体一曝光，不仅面子上很难看，而且直接影响到各级干部招商引资的政绩，于是就给我们下了逐客令，说：民间不允许办孤儿院。我们去找民政部门理论，结果他们开出170万注册资金的价码，还要求资金走他们的账户，这是我们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做到的。我们坚持不肯停办，政府就宣布我们是非法办学。我们做了很多努力和政府沟通，但还是被教育部门否决。

政府两次下了取缔通知，清真寺不能待了；好不容易租到一个居民小院暂时安顿下来，政府又鼓动周围居民要把我们赶走，没有成功；又让孩子们的亲戚来接人，这些亲戚知道我们是真心为孩子好的，没听他们的；于是政府就亲自出动来抢人，因为抢人过程中他们的行为非常粗暴，惹怒了村民，村民们就把政府的人打跑了。这一下政府急了，出动警察，抓了八个村民，后来又包围了整个村子。没办法，村民只好上访，我们也帮助村民上访。最终在凤凰卫视的斡旋下，政府方面放了人。但从此以后，商丘市政府视东珍为仇敌，只要我们的人去村里，就会被跟踪，被打，善款会被抢。

有一次我在上海，听说有几个志愿者在村里情况不妙，就立即赶过去，结果都被打了。我自己被打过三次。当时甚至还有过与某个臭名昭著的官员同归于尽从而引起全社会关注的想法，当然只是一个一闪而过的念头，现在想来还是很幼稚的。

当时真是对一些渎职官员和血头恨之入骨，后来渐渐明白情况会发展得那么严重，不仅仅是个人的问题。2003年在商丘，我们陷入了一个死结，一定要通过媒体的力量把当地一个官员搞下去，换一个好的上来，天真地以为那样就会让情况全面改观。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因决不妥协失去了合适的和政府谈判的机会，也让很多曾经支持我们的朋友走开。我们的做法受到其他组织的质疑，当地的艾滋病患者和家属也对我们有了一些疑惑。

这样，我们实在没有办法继续在商丘开展工作了。2004年，接触了一个外籍华人，他公司的7个员工愿意出资捐助40个孩子，我们就想到了开封。开封是一个旅游城市，相对商丘来说，开放一些，文化底蕴也深，我们就想在这里低调一些，专心做艾滋孤儿救助的工作，不过还没有完全放弃在商丘继续高调做曝光的想法。2005年，通过《经济半小时》，我们联系上了华夏基金会——中国最早的一家企业家个人出资的基金会。华夏基金会一次就捐助了380个孩子，而且基金会的理事们还利用自身在开封是利税大户的身份，帮我们协调和政府的关系，让我们得以在开封顺利开展工作。

今年我代表东珍和另外四个组织一起参加联合国的会议，在演讲内容上我接受了一个朋友的建议：在和政府的关系方面，少强调分歧，多呼吁合作。这对我来说，是一个重大的转变。我现在认为：从一个高调对抗的组织转变为一个相对温和的组织，可以让我们把这项事业继续下去，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毕竟像以前那样执著于高调曝光，好多国内外的资源都被浪费掉了，我们想帮助的人也没有受益。以前从不考虑政府是怎么想的，觉得那样想是一种懦弱的表现，但现在还是会适当地从政府的角度考虑问题。

不过，我仍然认为过去的那个阶段是有必要、有价值的。如果没有我们和其他民间组织当初不顾一切的揭露和曝光，河南艾滋病的严重情况到现在可能还捂着盖着呢。其实目前河南也还是有很多地区艾滋病人的身份没有得到确认，因此也无法获得政府的免费药品。也有一些组织还在从事曝光的工作，大家分工不同吧。

如果一开始我们就是一种温和的存在，那今天我们的组织可能已经不存在了。因为在政府眼里，我们一个小小的民间组织算什么呀，无钱无势，他都懒得理你。即使像无国界医生那样国际知名的组织，已经向河南省政府申请了好几年了，至今还没能进入呢。所以我们当时想的就是要出名，出了名，别人就相信你说的话了，出了名才能吸引来资源，才能得到帮助。而且在中国，你可能稍微做点事就会“碰线”了，与其做了十年才碰到线，一碰到就死，还不如一开始就明白底线在哪里，从而找到缺口，积蓄力量，靠自己生存下去。如果只满足于默默无闻的做事，不去碰线，那可能永远都不能带来改变。

虽然我们已经不再公开和政府对抗，但并不表示我们对他们完全认同，施压也是工作的一部分。现在的工作重心是争取合作，建立基本信任，当我们给政府施加压力的时候，也期望有良性的反应和互动。

经过这八年，施压与合作之间，我觉得要把握好一个“度”，有张有弛。开始的时候，如果不批评政府，就没有知名度，很难打开局面；但是这个批评，要见好就收，要理性地考量风险，也要关照我们的救助对象的感受。不能为了“骂”而“骂”，何况政府也不是靠“骂”能骂好的。

目标在改变

我早期的工作目标主要是通过施压让政府改变，但现在，期望通过教育农民，首先让农民改变，然后才有可能带来政府的改变。

产生这种目标改变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在救助艾滋孤儿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光靠给农民钱，给这些孩子钱也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在商丘就有一个村民，他一边拿着我们的救助款，一边受政府的人的雇佣来打我们，然后又来给我们道歉，说对不起，还希望得到我们的帮助。而且有的孩子拿到了钱就觉得是天上掉馅饼，去染头发，打游戏机。

这些都和我们的初衷严重背离，我们想的是：我帮助了你，也希望你能去帮助别人，最起码能自助。但是随着我们捐助的人员越来越多，和他们就不可能有太多的沟通和交流，这样很容易变成简单的发钱拿钱的关系，这决不是我们要的。更重要的是教育他们，创造一种环境让农民的素质提高了，才有可能改变政府。

现在我们正在做和准备做的事情有：在艾滋病高发村庄建活动室，设图书馆，组织孩子们玩游戏、读书、看电影——你们知道村里的孩子们平常只能跟着大人看那些无聊的肥皂剧，接触不到对成长有益的东西。还是想为艾滋孤儿办学校，一方面解决他们的生活问题，另一方面教给他们做人的道理；在开封联系河南大学，办针对青年人的职业技术培训。另外，我们正在研究小额贷款，看能否组织这些艾滋家庭做一些民间手工艺品，比如汴绣、麦秸画什么的，拿到旅游点上出售，来改善他们的经济状况。

2005年以前，我们收到的捐款以国内个人捐款为主，占90%，国际捐款占10%。但2005年之后，就逐渐以国际机构捐款为主了。国内个人捐款的份额一直在下降。

这和我们变得低调有直接的关系，因为国内民间捐款受媒体报道的影响比较大，一轮媒体报道高潮也会掀起一轮捐款高潮；高潮过去了，艾滋孤儿的话题不新鲜了，捐款也就越来越少了。但是我们是一个要长期做事的组织，不能在媒体上说太多话了，否则会有很多意想不到的麻烦。而且，靠轰动带来的效应并不能提高你做实事的能力，低调有利于我们练好“内功”。

八年回首

最初的时候根本不了解底层民众的实际情况，以为只要解决了歧视就解决了一切；后来痛恨那些官员，耻于和他们打交道，即使遇到再大的困难也坚决不妥协；慢慢地，看到人性的弱点，明白了要激发人性善的一面。世界上没有办不好的事情人，只有不会办事的人。

说实话，有一个阶段，内心很矛盾，很无奈，我自己觉得是一个现实的理想主义者，但有时也想，中国需要理想主义者吗？理想主义能解决问题吗？这种理想主义会不会像文革时的红卫兵一样是一种自私的理想主义？

刚开始下村的时候，看到别人的痛苦，会很感动，经常哭，但渐渐地，有一天突然发现：很久不哭了。在中国不是可以仅凭良知做事的，不能奢望这是一个纯洁的世界，那种最初的梦想已经消退。现在的想法很单纯，但很坚定，那就是：尽最大可能帮助需要帮助的人。

(本文图片由东珍纳兰提供)